古印度发展史概要

注：此文绝大部分内容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20多位学者历时8年，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佛教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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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来到印度的种族是来自非洲的“尼格罗”人。他们身材短小，皮肤呈深度黑色，头发弯曲纤细，前额小而凸出，鼻子扁平，嘴唇宽厚。

真正进入印度文明史的最早种族是约50万年前大规模迁移的原始澳大利亚人，又称前荼(tú)卢毗(pí)人、奥族人。他们也属黑人，长脸、宽鼻，从事采集、捕鱼、用兽骨作武器狩猎，使用石刀、石斧等。35000年前的早期石器时代与14000年前的中期石器时代，以及随后的新石器时代从印度本土逐渐扩散到周边岛屿、印度支那半岛乃至太平洋的广大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耕种、发酵、纺织、制陶等进入母系农业文明。

公元前4000年左右，从伊朗又迁来一大批荼卢毗族人，有时译作达罗毗荼人。原本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加索人种，后融入地中海人中，他们定居印度河流域时操荼卢毗语，黑白混合肤色，扁长脸，薄唇、棕眼、中型鼻。受到印度热带气候影响以及与奥族人通婚，使得肤色变黑。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印度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文明，并延续了大约600年。

1921年，印度考古局局长马歇尔爵士主持印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向世人展示了公元前2500年前后，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哈拉帕、摩亨佐达罗（也被称为死者之丘）两座古城。当地的先民已然进入青铜时代，手工业从农牧业中分化出来，制陶、棉花纺织、宝石象牙雕琢等手工作坊相当普遍，使用红烧砖建房屋，产生了约500个符号构成的古老文字体系。历史学家称之为哈拉帕文化。

两座古城都是临河而建。根据印度的传统，“河流是水形态女神”，河流的圣洁不但能洗净肉身，也能除去灵魂上的污垢。在摩亨佐达罗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间露天大浴室（长54.86米，宽32.91米），四周有砖砌的阶梯相通。应该是在宗教仪式上专门用于净身的。反映了古代印度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洁净”与“污垢”观念。

千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对自然资源的索取速度已超过其自我修复的速度。烧荒、砍伐与水土流失导致森林的边界迅速后退，印度河日渐枯竭，开启了沙漠化的进程，哈拉帕文化便犹如海市蜃楼般消逝了。公元前1750年左右，雅利安人“入侵”，迅速征服当地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他们信奉的吠陀教。也许雅利安人到来时，曾经辉煌的古城早已奄奄一息，因此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战争的证据。

雅利安人属于北欧日耳曼种族，身材高大，肤色白皙，面部方正多须，鼻细高，眼眸黑。他们原本是俄罗斯南部、南乌克兰草原一带的游牧民族，一部分迁徙到伊朗，经阿富汗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因此被称为印度-欧罗巴人或印度-伊朗人。

雅利安人擅长马上作战，实力远超印度的奥族人和荼卢毗人，很快就从印度河打到恒河。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00年，雅利安人征服了恒河中上游，建立了以自身种族为尊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1000年。

中古时期，印度也曾经被其他民族入侵过。

最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国北部的蒙古人经青藏高原来到印度，并在之后的不同时期都有记录，主要是古蒙古人和藏蒙古人。在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甘肃的大月氏人被匈奴打败西迁，在印度西北部战胜希腊人的大夏王朝建立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身材高大，鼻狭长，颇似伊朗人。到了公元3世纪时被波斯的萨珊王朝所灭。

伊斯兰人通过伊朗侵略印度，在12-13世纪毁灭佛教，用武力建立了伊斯兰教王朝。他们原本是土耳其与伊朗人的混血，白皮肤，身材高大，眼睛黑或灰，多须，鼻细长而高。伊斯兰人吸收了印度本土的正统和非正统文化创造出锡克教这样的新宗教文化形态。

古印度各个时期及其标志如下表所示：

时期	结束标志	主要事件
远古	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非洲的“尼格罗”人进入印度生活
上古	公元前4000年前后荼卢毗族人进入印度	奥族人开创印度最早的文明
中古	公元前7世纪雅利安人征服恒河中游	荼卢毗人在印度河流域创建第一个城市文明，进入青铜时代
		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入侵，进入铁器时代
		荼卢毗人、奥族人以本土文化要素为主，吸收外来文化，激发非正统文化
		雅利安人以自身文化为主，吸收本土文化，建立正统文化，即吠陀文化。
近古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2世纪末佛教衰亡	印度文化的轴心时代

一、印度河文明时期

石器时代，奥族人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充满了好奇，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将之归结为某种超越人类的力量在背后主宰，形成了自然神灵的信仰。在原始的母系氏族部落中进一步具象为女神崇拜。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了以石柱为象征的男性生殖崇拜。

从万物有灵到对神的崇拜，奥族人逐渐相信人的身体里也有灵魂，不朽不灭，有了转世、禁忌、污染等观念。为了能够更加长久的生存，人们开始崇拜图腾，于是类似祭司的角色登场了。

荼卢毗人进入印度后，处于劣势的奥族人被迫向东扩散。留在荼卢毗人居住区的奥族人与荼卢毗人仍保持母系社会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体制。在以城市、村社为中心的生产与生活中逐渐形成职业分工，进而产生了不同的阶层。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女性大祭司，称为婆罗门；之下按等级分为祭师、商人、苦力与奴隶四等。这种以祭司和祭师为最高阶层的制度标志着宗教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中心。

人的社会性空前提高，社会道德开始成形，奥族人的转世观念被吸纳发展成为轮回说。瑜伽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在摩亨约·达罗遗址出土了一个瑜伽师坐像印章。瑜伽师有三面脸、三只眼，头上还有两只角，手持三叉戟，四周有象、虎、犀牛、鹿等动物围绕。

二、吠陀时代·种姓制度

“吠fèi陀”（Veda）的原义是“学”或“知识”。我国古代多音译吠陀、韦陀、围陀等，意译为明、智等。这一时段的史料保留在《吠陀》以及解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两部史诗中，故称作吠陀时代。其中印度最古老的婆罗门经典《梨俱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400年—前1000年，收纳了1028首神曲，汇聚了不同时代人的创作，反映宇宙“三界”和诸神的内容，称早期吠陀（公元前1750年～前1000年）；《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成书于前900年—前600年或更晚，故又称晚期吠陀（公元前1000年～前600年）。《娑摩吠陀》是专供祭祀的唱诵集，共1549首神曲。绝大部分是对《梨俱吠陀》中颂神诗的谱曲。《耶柔吠陀》是祭祀僧人在行祭时唱的咒文和咒文的注释。《阿闼婆吠陀》成书时间最晚，其主要内容是祈福、占卜、看相、驱鬼送神、行咒术、作法事、疗病、安宅去灾、解梦等的咒词。

梨俱吠陀时期，雅利安人跨过了哈拉帕阶级社会的废墟，重新经历了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氏族部落是一个父权制的大家族村落，实行军事民主制。首领罗惹经民众会选举产生，下设军事首领、村社首领、收税官和部落祭司。民主机构有两种：由部落长老组成的议事会sabha、全体成年男子组成的部落民众大会samiti。前者处理司法事务，后者负责立法和选举、决策等。但随着部落之间的战争，罗惹权利膨胀，开始世袭，民主机制被破坏，民众会名存实亡，议事会转变为贵族团体，只有顾问、咨询作用。

公元前1000年左右，雅利安人扩张到恒河流域，开始了定居生活。公元前9世纪，恒河-朱木拿河的婆罗多族居楼部落的居楼与般度（Pāndu）两大家族为争夺王位而战。战争波及了北印度几乎所有的部落。随着般度族的胜利，雅利安部落的军事民主制时代走向尾声，开始形成国家统治体制。般度族主导的居楼最先成立王国，建都象城（Hastināpura哈斯提那布拉）,并以此地为中心划分出一片雅利安人的圣地，与非雅利安人居住的“不净之地”区别开来。社会分裂，氏族部落瓦解，穷人变为债务奴隶，逐渐形成贵族、祭司和庶民三个等级。印度从阶级分化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

雅利安人吸收了原住民奥族人和荼卢毗人的万物有灵和有神论创造出了天、空、地三界神祗的多神论。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冥王阎摩（Yama），还有与种姓制度（瓦尔纳制度）有关的补卢沙（Purusa），即原人。他千头千眼千足，既是生成世界的原料又是动力。他不死不灭，既是过去又是现在与未来，一切事物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梨俱吠陀》中记载，诸神将原人作供物祭祀，切割其身体而产生人类。原人的嘴成了婆罗门（祭司）、胳臂成了刹帝利（王侯、武士）、大腿成了吠舍（庶民）、双足成了首陀罗（奴隶）。瓦尔纳（Varna）是“颜色”的意思，根据皮肤颜色区别种姓。其中，前三种都是雅利安人，属于高种姓，有念诵吠陀与祭祀的权利，死后可轮回转世，即所谓的“再生族”。首陀罗代表被征服者或者被遗弃者，属于低种姓，没有轮回转世的可能，被称为“一生族”，只能作为奴仆，可以被随意驱逐、残杀。

进入阶级社会的雅利安部落王制的国家内，作为刹帝利的国王权威日益增大，婆罗门种姓权威逐渐下降，但整体结构没变。婆罗门、刹帝利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他们不从事生产，前者靠信徒供养，后者靠贡赋为生。吠舍与一部分首陀罗成为社会生产和缴纳赋税的主要阶层，除牧民外，随着对恒河的开发和铁器的应用，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人数大大增加。

婆罗门教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了知识的传播，将吠陀神圣化渗透并融合到社会伦理道德和生活中，建立和奉行四行期：从学龄儿童开始到结婚前要离家从师学习吠陀十二年，掌握祭祀仪式，属于梵行期。成家后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从事家庭祭，属于家居期。等到年事渐高，就得弃家隐居森林，修苦行和禅定来克服自身的贪欲与不净。最后一个叫遁世期，要舍弃一切财富，严持戒律，乞食为生，云游四方，以期获得解脱升天。

公元前7世纪，雅利安人占据了恒河中游，居楼国也把首都迁到了憍jiāo赏弥。恒河下游有许多原奥族人、荼卢毗人为主的的部落，在与雅利安人的战争中，与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以非雅利安人建立的国家，与吠舍、首陀罗种姓通婚形成了混血种族。这些国家的种姓仅仅代表权利和职业，与血统无关了。释迦牟尼菩提树下证道时所在的摩揭陀国就是其中一个。

三、佛陀时代

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雅利安人的东移，将整个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迁移到了恒河中游。产生了众多的大小不一的国家，历史上称为“列国时代”。这些国家之间争战不休，兴衰无常。刹帝利与商人的地位扶摇直上，婆罗门地位陡然下降，特别是非雅利安人建立的国家，婆罗门教衰落得更快。这些国家吸收了吠陀文化，但却创造出一套与之分庭抗礼的非主流思想，在民间激发出大量的反叛者或者称为革命者。他们的代表者出自刹帝利沙门。

这些沙门出家修行、云游列国辩论传教，他们反对吠陀权威，反对婆罗门至上，否定祭祀的作用。辩论胜出者，王公贵族还给予奖励。这些新兴思想反对繁琐的祭祀和杀生，试图将传统的宗教信仰转移到对宇宙和生命的求真探索中去，被统称为“沙门思潮”。由于他们诞生于新兴国家，与新兴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相适应而受到政权保护，甚至有些被尊为国教，一时间信徒云集，逐渐形成了以佛教与耆那教为代表的非正统文化。

“沙门”的梵文为Sramana，意思是出家修行的人，有游方者、遁世者（隐修）、苦行者、行乞者（比丘）。而婆罗门在当时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指在家修行的人，另一种指以正统思想出家修行的人。

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生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是北印度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共和国迦比罗卫国的王子。这个国家约有十个小城邦，释迦族是势力最大的一族，也是迦比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蓝毗尼(Lumbini)）的城主。因其城邦的实力最强成为国主。作为共和政体，迦比罗卫国最大的权利机构是五百人会议。国主是会议首领，有王的称号，不过有此称号的不止一人，国王的几个弟弟都是。国王也是世袭制度。作为小国，迦比罗卫国只能算是居萨罗国的附庸。在列国战乱的动荡年代，即便是王族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居萨罗国的国王波斯匿王向佛陀的父亲净饭王要求和亲，但释迦族人认为他是名为摩登伽的下等种姓，就用大将摩诃那摩的一位婢女冒充公主嫁了过去。婢女茉莉很受宠爱，当了王后还生下王子毗琉璃。毗琉璃16岁受父王派遣去外公家学习射术，结果被释迦族同学嘲笑是婢女所生而羞辱他。毗琉璃得知身世大为恼火，立誓报仇。后来他篡位登基，勾结重臣自立为王。他父亲逃走投奔外甥——魔竭陀国国王阿阇dū世，但是途中就病死了。毗琉璃巩固政权后便对迦比罗卫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佛陀成道之后，即便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感召力，成为列国普遍恭敬的圣者，特地为此事调停三次，也没能改变自己家族被灭，国家被吞并的悲剧。这一灭族惨案的根源有二：其一，佛陀度化故国时，带走了大量释迦族精英，使得国家的发展大不如前；其二，毗琉璃坐上王位的过程并不光彩，害怕佛陀、迦比罗卫国和摩揭陀国的合力围剿，因此必然会发动战争巩固国家政权。

根据对佛典的研究，释迦族可能是雅利安人与黄种人的非雅利安人的混血后裔。释迦牟尼的祖父乃狮子颊王，祖母为伽旃zhān娜。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生下佛陀后不久便去世，继母是其小姨摩诃波阇波提。父亲净饭王去世后，摩诃波阇波提与佛陀出家前的妃子耶输陀率五百释迦族女随佛陀出家，建立了比丘尼僧团。

种姓制度的一点感想

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程中，发展出社会等级制度是自然而然的。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统治阶层通常在确保等级制度不被动摇的前提下，会提供少量的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可以选择读书参加科举，或者在国防事业、权利斗争中建立功勋。实在不行，努力经商，捐钱也能提高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古印度的方式非常特别。首先，雅利安人在吠陀教的基础上融入印度河、恒河流域多种原始宗教信仰，推行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婆罗门教。宣扬人生来就分等级，等级越高越“洁净”，越低越“污垢”，甚至划分出一大批“不可接触者”。其次，严格限制国民的生活与工作。例如将种姓与社会职业分工关联起来，认为特定种姓的人只能从事与其匹配的工作，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修行，否则视为“不洁”。第三，提出“轮回”的概念，让人们关注于修行，达到“梵我一致”的境界，免去轮回之苦。企图以国家之力营造这样一种宗教氛围，牢牢的控制住人们的思想。低种姓为了来世，为了最终的解脱而甘愿这一世受苦、受歧视，甘愿生活在极度脏乱的环境中。虽然佛陀时代有所改变，特别是在恒河中下游，许多非雅利安血统的人也成为国主，上升为刹帝利阶层，同时原婆罗门种姓也有不少降级从事吠舍、首陀罗的职业。但阶层本身依然存在，祭师、王侯武士、农工商庶民、贱民的划分没有改变。

其次，种姓之间的跃迁只能靠修行来完成。每个人都被告知只要这一世修行得好，下一世就会降生在高种姓家庭。一方面低种姓缺乏教育资源，无法突破这一认知；另一方面也许大部分人无法承受这一信仰不成立带来的打击。于是身处高位的婆罗门、刹帝利集团便可轻松维护自己的利益，任意取用国家资源。

俗话说，有利必有弊。种姓制度产生的阶级分化，总的来看上下等级之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相同等级之间竞争激烈，难以统一。即便是印度历史上最辉煌的孔雀王朝（前322～前185）、笈多王朝（公元320-540年）也只有形式上的统一，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从雅利安人最初的议会制度开始，军事首领的权利始终是受限的。当手握兵权的“罗阇”变为世袭君主时，婆罗门教规定，法大于权。君王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法。只有违反法的部落，君王才有处置权。甚至有的国家是民选的国王。所以，在中央，刹帝利想要中央集权何其难也。

地方则是另一番景象。以村落为单位，居于统辖地位的家族或家族组合对其他成员拥有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他们的种姓被称为“统辖种姓”。如果一片区域有多个“统辖种姓”，则分享权利。其他种姓只能选择支持某一个“统辖种姓”，并受其庇护。种姓集团之间或种姓内部时常有矛盾和冲突。一般由种姓评议会或统辖家族的长老们解决。这样的社会结构，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上看毫无信任可言，精力都花费在维护种姓特权和小集团利益上，想要团结一致几乎不可能。再加上在宗教信仰的熏陶下，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是为了下辈子投胎做高种姓人，中央想要动员和协调地方完成全国性的大目标更是艰巨的任务。因此数次与其他民族的战争，其结局可想而知。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先后被希腊人、波斯人、大月氏人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