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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陪都生活

辽的西南方向是党项族建立起来的西夏（1038年—1227年，李元昊称帝）。虽然是个小国，明面上向北宋称臣，但是北宋反而给他交岁币。双方几次大战都是西夏胜利。只不过因为国家小不能让宋臣服，即便打胜仗自身损伤也不小，就讲和了。西夏与辽最初是联合抗宋，后来两家关系恶化。再加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使辽代统治者认识到加强西境统治的重要性。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大同继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设立之后，成为辽国最后一个陪都。五京之制从此正式确立，且“非亲王不得主之”。大同再度兴盛于北方，迎来了自北魏建都平城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文化发展高峰。

1.建筑

屹立如故的薄伽教藏殿和普贤阁就是当时修建，它们不但是大同地区古建筑的佼佼者，更是中国古建的代表之作。

薄伽教藏殿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部的华严寺内，是我国现存的两座最大木结构佛殿之一。陕西西安和山西大同都有“华严寺”，西安的始建于唐太宗，山西的始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大同华严寺坐西朝东，分上下两寺，上华严以大雄宝殿为中心，下华严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寺内曾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当时还具有辽皇室祖庙性质。坐西朝东的建筑风格印证了契丹民族崇拜太阳的民俗，同时也符合《辽史》“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所描述的拜日仪式。

薄伽是梵文“佛”的意思，薄伽教就是佛教。殿内供奉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佛，以及31尊辽代塑像，展示了佛祖给弟子讲经说法的场面。殿内建有天宫楼阁、壁藏等，都反应了辽代独特的建筑风貌，被誉为海内孤品，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大殿面阔5间，进深8架椽（chuán，承托屋面用的圆木，方的叫桷jué）。采用内外槽的柱网结构，类似北宋《营造法式》里提到的“金箱斗底槽”。该名称出自北宋（1100年）李诫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内、外柱同高，有明栿、草栿两套屋架。其中，加工较细外露给人看的梁架称为“明栿”；隐藏在天花板上，外面看不见的梁架称为“草栿”。与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类似。既沿袭唐五代风格，又学习了北宋邻居的优点。

屋顶为九脊歇山顶，坡度平缓，实测为24度，在现存辽金建筑中为最低。檐椽之下施升头木。檐椽的尽头有套兽，既可以防雨水渗入又有装饰效果。屋脊上的称“吻兽”，正脊两端的吻兽是固定正脊、岔脊的构件，称为“正吻、螭吻”。正吻背后的双角小兽称“脊兽”。

普贤阁屋顶上的小兽更为明显，古人把它们统称为“五脊六兽”。殿顶各条垂脊端部都立有龙首，可以防止屋脊滑动，称“鸱chī吻”。原型为鹞鹰，因喜四方眺望，故置于此。殿顶岔脊的下端，又有一龙首，称"嘲风"，传说其胆大、好险，便置于此。

殿顶翘起的戗脊（也称岔脊，歇山顶上靠下的一根脊）上安放着仙人和各种小兽，称"戗兽"。其数目与种类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小兽越多，建筑级别越高，常见为9、7、5、3不等，均为奇数。

应县木塔又称佛宫寺释迦塔，位于山西省应县西北隅 ，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塔式建筑，也是现存最高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夹设有暗层，实为九层。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8根。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料3000立方，约2600多吨重。

1974年在第四层佛像背后凹槽内意外发现一批辽代佛教文物，称辽代秘藏。包括经藏、佛画、七珍、佛牙舍利共160件。

其中木刻彩色版画——6幅，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

佛牙舍利在南本《大般涅槃经》中记载，是捷疾罗刹隐身盗取来的，原本有一双佛牙。

另外还发现了两本辽代的戒牒。戒牒是僧官机构内部签发的受戒凭证，由传戒师颁发。另外一个容易混淆的东西叫“度牒”，度牒是官方给僧人发放的身份证明（证明其已出家），一般由尚书省下的祠部颁发，也称祠部牒。僧尼有度牒后，留寺、行游都不被为难，可免赋税、劳役、兵役等。

度牒制度是为了防止俗民随意出家流入寺院；戒牒制度是严肃受戒法事仪轨。应县木塔中发现的戒牒都是空白戒牒，其中玉泉寺牒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戒牒。由于僧人戒牒在僧人身亡或还俗后要上缴焚毁，所以宋代内地戒牒未有流传至今的。只有敦煌一带有居士的戒牒和辽代戒牒。

北魏时期大同平城是宫城，南面建五级浮屠（即5层佛塔）。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以前，我国没有塔，也没有“塔”字。其原型在印度用梵语发音为“Stupa”，现在翻译成窣sū堵波，专指为供奉佛陀舍利的坟。外面有一圈围栏，信徒可以绕坟修行。魏晋以后，我国的佛教信徒便开始按照窣堵波的形状建造供奉舍利的建筑。隋唐时，翻译家才创造出“塔”字。随着佛教的普及，信徒越来越多，建的塔也越来越多。但舍利有限，于是塔内藏佛经，塑佛像等代替。随着时间的推移，塔的功能和外形渐渐有了变化，发展出楼阁式塔、密檐式塔、亭阁式塔、覆钵式塔（五台山的白塔）。像应县木塔这样内设旋梯可以登高望远的楼阁式塔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兼具军事望楼和娱乐休闲的功能。

2.家具

在远古时代，从巢居到穴居，人们生活起居全部在地上，为了御寒防湿防潮，他们拾来树叶、干草及打猎获得的兽皮铺在身下，这成为“席”的早期雏形。夏商周是中国古代坐具的初始阶段，主要以青铜坐具为主。而商代，席的使用已很普遍，周代人们除了使用席外，还增加了筵（垫在席之下，比席稍长）。普及程度之广从俗语中常说的“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就能看出。这一时期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相配套的坐具高度仍以低矮型（50厘米以下）为主，人们的着装则流行“上衣下裳”。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汉代。就人的身体构造而言，休息的时候，蹲坐是最自然的姿势。统计原始民族的体骨遗骸特征时，发现大半胫胖与距骨的关节留有“蹲面”的痕迹就是最有利的证据。只不过文明兴起后，为追求礼仪（一是为了表示恭敬，二是为了遮蔽身体，防止皮肤裸露）而产生了跪坐，但是蹲踞（两膝弯曲，脚底和臀部着地蹲坐着）比箕踞（两脚张开，两膝微曲地坐着，形状像箕）要吃力，跪坐又比蹲踞吃力，所以跪坐只会出现在必要的场合。

战国时赵武灵王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下令实施胡服骑射，中原大地开始慢慢接受胡族文化。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传播，一种叫做“胡床”的坐具自西向东被带到中原地区。胡床类似今天的“马扎儿”，两腿交叉，以交点做轴可以折叠，面上以麻绳相连，可张可合，携带方便，汉灵帝特别钟爱，之后在中原地区渐渐流行。而佛教徒通常结跏趺坐和垂足坐，因此出现了类似椅子外形的家具，方便他们打坐，但仍属胡床一类。魏晋南北朝是家具由“低”向“高”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尽管已经出现椅子、凳子（蹬具）外形的家具，但并未单独作为坐具使用。日常礼仪中的“席地跪坐”也随之演变成“床榻跪坐”。人们的服装中增加了“裤”，既可以更好的“蔽体”，又方便骑马射猎等，休闲时可以随意盘坐和倚坐。

隋唐以后，高型家具慢慢普及。宋辽金时期，高足床，高足椅、凳等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垂足而坐逐渐取代了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1973年大同市西郊齿轮厂金代阎德源墓出土了许多木家具，是目前研究金代家具的珍贵实物资料。

阎德源，金代符箓道派道士。曾经得到过朝廷赏赐，身份为“西京玉虚观宗主大师”，地位较高。因此墓室面积也较大。他一生跨辽金两朝，可以从他墓葬中的木器和陶仿木器看出两朝生活习俗的变化。大同地区辽代墓葬中多是桌椅的组合，金代则增加了盆架、巾架和影屏三种新类型。而早期流行的衣架则渐渐消失。

阎德源墓室中，随葬的木器、陶器都很小，是实用器的微缩版，并非实用器，而是用来构建墓主人往生之后极乐世界的冥器。

根据墓志，墓主冯道真，是全真教的道官，龙翔万寿宫的宗主，符箓派大天师。全真教最有名的人物莫过于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真人。他以74岁的高龄，自山东昆嵛yú山西游35000里，在中亚过铁门关到“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八鲁湾行宫觐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就了“一言止杀”（丘处机告诉成吉思汗，世上只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以清心寡欲为要，清除杂念，减少私欲，保持心地宁静方可长寿）的历史性创举与汉蒙佳话，获得成吉思汗崇奉，呼之为“神仙”，拜之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乃至所有宗教事务，为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日常生活

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者相信万物有灵。这样的信仰基础使他们极易接纳各种宗教观念，他们接触僧侣、道士后也自然接纳了佛教、道教。辽朝皇帝重视阅读汉文经典，主要想从中汲取政治智慧，用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政务及构建统治秩序，或是为了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并不代表他们倾向汉化。反对契丹人科考正是从制度上防止契丹人丧失武勇精神。一方面，利用佛教安抚汉人，另一方面自己也成为佛教徒，不过他们信奉的佛教不是汉传佛教。

契丹与回鹘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信仰习俗也相近。两族人民常通婚，特别是依附回纥的90多年里契丹受其影响颇深。几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回纥人信奉摩尼教和佛教，契丹也是。因此我们得以见到辽代时期建造的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以及契丹居民家中供奉的白衣观音。白衣是摩尼的象征，观音是佛教的象征。

熨斗，最早可以追溯至商代。作为刑具专门烫人的皮肤。西汉末年（公元2年）开始用于熨烫衣服。把燃烧的木炭放在熨斗内，利用金属的重量和传热性来烫平衣服。所以，又叫“火斗”。晋代已经普及，《杜预集》记载“药杵、澡盆、熨斗……皆民间之急用也。”

宋代发明了一边熨一边熏香的高级熨斗。西方16世纪才开始使用，比中国晚了1600多年。

铜钹（bo）起源于西亚，有学者认为公元前800年亚述人就开始使用了，之后传入希腊、波斯等地，随着亚历山大东征传到北印度，再传入西域。在西域天竺乐和佛教中常用。东晋时隨佛教一起进入中国。《法显传》就有“敲铜钹”的记载，但不知道是如何敲击发出声音。北齐墓葬中出土的乐舞图中显示，演奏者双手握铜钹伴奏。于是知道是相互击奏或者刮奏。从出土文物和壁画上看，一般是成对的，中间隆起的部分有个小孔，穿布条并打结。演奏者把布条缠在手上使用。铜钹直径有大有小，还有一大一小的。估计是根据演奏需要来选择，大铜钹（50cm）声音较低、浑厚，小铜钹声音较高、清脆。在乐队中主要起控制节奏、伴奏等作用。

辽代龙纹样式形象来源于唐代龙纹，但也有自身民族特色。主要有三类：双龙纹、盘龙纹和云龙纹。其中双龙纹最具代表性，双龙多为双龙头尾环绕呈追逐状，龙嘴一张一合，龙鳞鲜明。龙纹背鳍明显；四肢矫健、较长且关节处出现龙髯。云龙纹则是双龙纹演变而生，多是在双龙纹纹饰基础上增添许朵如意祥云，或寓意吉祥的图案而组合成的。

鱼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而且其繁殖力强，象征多子多孙、人丁兴旺，许多民族都将鱼的形象刻画在重要的祭器上、作为礼物走亲访友。女真族人在入主中原前，长期过着渔猎农耕并举的生活，对鱼的观察细致入微。铜镜上张口鼓鳍摆尾的两条鲤鱼丰满生动，并配以水波、涟漪、花草等足以反映出他们对渔猎生活的深切情感。与宋镜相比，线条简单，明快，显得动感十足。可以窥看到游猎民族特有的磊落爽朗的文化内质。

女真族原本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又不发达。早期实行多妻制，有指腹为婚的婚俗。丈夫死后，女性要嫁给家族内其他男人。正月十六特批允许偷盗一日，金银珠宝、车马、妻女皆可偷，不犯法。假如与某位女性有私约，到那一天偷回家后，只要她愿意就可以留下来。入主北方后，与汉文化相互碰撞，不论是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还是为了吸收其中的精华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女真人选择了兼收并蓄的政治方针，道教、儒教、佛教等都得到了发展。双鲤鱼纹饰正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孕育而出的。中原地区，一直流传着鲤鱼跃龙门（《水经注》、《三秦记》均有记载）、子英乘鲤化仙的传说（出自西汉刘向的《列仙传》）。鲤鱼化龙象征高官厚禄，助人成仙给予普通百姓改变命运的期望。对于女性来说，铜镜上的两条鱼，一阴一阳，同向回游，表达了向往婚姻美满，追求忠贞爱情的意愿。一面小小的铜镜即将人们内心期望的美好愿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正是汉文化独有的特征，也是它能包容、同化各个民族的强大武器。

金代铜镜边缘如果有铭文带，称作边款铭，是金朝禁铜令的产物。铜是铸币的重要原材料，然而金统治的地区本来就缺铜，宋金战争又使采铜业遭到深度破坏，短期内难以恢复，所以不得不控制开采和使用。《金史》中记载，始祖以下的神，祭祀所用器物的材质均以瓦代铜。公元1171年，明文禁止私铸铜镜，却屡禁不止，为了打击不法商贩，官造的铜镜上就增加了官府的刻字，从而造就了很多铜镜精品。

《五代会要》中记载，“契丹，居辽泽之中，潢水以南。地多松柳，泽饶蒲苇。”就是说契丹盛产柳树，柳斗是一种常见的日用品。柳树分两种：山柳、河柳。河柳色白且韧，生长速度快，是一种取用不尽的编制材料。既可以编成簸箕一类粗疏的器具，也可以编成紧密、基本不透水的盛具，比陶器耐磕碰，比金属轻便，成本还低。北京怀柔地区一东汉墓葬中就曾经出土过类似的器物，一度以为是汲水用的“水斗”，经研究后改为“柳罐”。类似的出土文物还比较多，都是唐至宋时期。材质上除了陶器以外，还有银、瓷等。有的有提梁，有的没有，体积上也是有大有小。辽墓壁画中也出现过，壁画中的人物，一手拿着骨朵（辽军常见兵器或刑具，木棍的一端有铁制的棍棒头，同时也用于军队的仪仗用具），一手用绳子吊着柳罐。作为盛具，功能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盛酒、盛水，作为量具、酒具等等。

4.焚香敬祷

中原的生活方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大同尽情交汇，陶瓷香炉的大量使用便是辽代焚香习俗普及化和居家焚香兴盛的重要标志。宋辽时期盛行用香，无论祭祀庆典、礼佛拜道还是家居生活，都喜欢焚香。相较于金属炉具，陶瓷香炉造价低廉，更适合平民阶层使用，也因此推动了宋辽金元时期香炉使用的平民化进程。

陶瓷香炉一般需在炉底放置石英等隔热砂，以免炉身过热而炸裂。元明时期，寒天暑月所用香炉的质地也有区别，文震亨《长物志》 上还有“夏月宜用瓷炉，冬月用铜炉”的说法 。

“五供”是指中国民间祭祀用盛供品的五件器皿。香炉一只，烛台、瓶（花觚）各一对，合称五供。道教、佛教都有。供品也是五类：香、花、灯、水、果。根据考古发现，完整的五供组合最早是阎德源墓，元代的冯道真墓中沿用。

元代是草原蒙古贵族建立起来的帝国。饮食以奶酪、肉类为主，而茶有助于消化，所以也格外青睐。元代的茶叶贸易非常发达，既有专门经营茶的商户——茶户，也有专门管理茶的机构——榷茶都转运司。商贩还要凭“茶引”才能贩卖，零售则必须有专门的营业执照（照帖）——茶由。蒙古族原来的饮料是马奶酒或者家畜的奶，吸收了汉族的饮茶习俗后，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引进了许多外来茶品。一方面仍然沿袭宋朝末茶法。末茶就是制成细末的茶砖（杀青后风干，然后拣梗和叶基部的叶脉，充分干燥然后研磨。低温、低湿、慢转速磨成极细的粉末）。皇室仍然喜欢龙团凤饼，但是煮茶时，会加入各种辅料，特别是带有游牧风格的酥油。另外，他们也不喜欢宋代文人雅士的茶艺，反对高成本的团茶制作，在民间更多的是全叶冲泡的芽茶法，和现代的泡茶方法类似。从壁画上看，元代，人们饮茶都是用执壶、茶碗、茶盏，盏下有盏托。而贮存茶也有专门器具，比如冯道真墓中出土的陶溜肩盖罐。总之比宋代简约了许多。少了放置汤瓶的火炉、茶碾等器物，也不再流行备茶（把茶饼研磨成细末备用的过程）、品茶等习俗。

辽、金，大同地区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社会上宴饮之风十分盛行，往往酌酒高歌，竞夕欢娱。草原上的民族会使用何种器皿喝酒、饮茶呢？且看下回：第三单元 窑火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