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春节的常规流程还没结束，志愿者们已经开始上岗服务了。被新冠病毒压抑太久的热情从大年初三就燃烧起来，长沙市博物馆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开年第一场临展是由长沙博物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湖南博物院联合承办的“珠山逸韵——景德镇近代文人瓷画”，展出文物109件。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 文人瓷画生意趣；第二单元 珠山结社志图新；第三单元 百花齐放又一景。

序言 景德镇烧陶简史

景德镇，看到这个名字，我想大部分朋友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精美的瓷器。没错，景德镇有着中国瓷都的美誉。景德镇汉代就有烧陶历史，东晋设镇，最初叫新平，因为在昌江之南，所以也称昌南。唐代更名浮粱，宋真宗时赐名景德镇。

新平名字的传说：东晋名将陶侃率领官军在昌江以南地区擒获江东“寇”，在这一地区设置新平镇（这种镇具有军事意义，有驻军），意为新近平定的地方，以炫耀他的“武功”、“治绩”，属鄱阳县管辖（距离鄱阳县80公里）。陶侃原籍鄱阳郡鄱阳县，八王之乱时，凭借着自身的才干得到重用，后更投靠琅邪王司马睿，平息杜弢（tāo指装弓或剑使用的套子、袋子，可活用为动词，通“韬”，隐藏的意思，如韬光养晦。）领导的流民起义，因军功封长沙郡公。76岁时请辞回封地，途中病逝，葬于长沙县南20里。

浮梁由来的民间传说：浮梁县是搬迁后唐玄宗给定的名，搬迁之前在东江河和昌江河交汇的地方，年年发大水，村民非常苦恼，加高河堤劳民伤财，所以大家就选择搬迁。但是搬到何处确没什么注意。此时有人提议，伐一根梁木放到涨水的河里，在哪搁浅就搬到哪。这个方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地势高的地方才会搁浅。这根梁要非常直且粗，材质要上等，选好址以后要当做县衙的房梁用。于是大家都到处去寻找。最后在仙翁的指引下选中了一颗笔直的楠木，运至昌江边。等到昌江发大水，将其推入水中，自北而南沿江而下，天上祥云跟随，还有喜鹊盘旋，大家都觉得非常吉利。县太爷对搁浅的位置也非常满意，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福梁”。新名字报到唐玄宗那里，唐玄宗要求在这里做县令也要如同浮在水面上的梁木一样，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要踏踏实实做官，于是把福改为了浮。

景德镇名字的由来：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开封府（河南开封）。赵匡胤为统一中国实施先南后北的军事策略，一直到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南方统一大局已定，开始北伐，也就是长达25年余的宋辽战争。这时辽统治集团君臣协和，政治贤明，而自身却粮草、军械缺乏、北伐准备不足。结局可想而知，宋军伤亡惨重，从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宋真宗继位时，颇有主和的意愿。公元999年辽朝陆续派兵在北宋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深入宋境，攻至定州与宋军形成僵持局面。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在准备攻打澶州时，被宋军射杀，士气受挫。而宋真宗听从宰相寇准的建议御驾亲征，鼓舞了士气，集中在澶chán州（河南省濮阳市西）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萧太后觉得此次出征，战线拉得过长，补给非常困难，再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万一战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提出议和。宋真宗也不想打仗，于是一番讨价还价后，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合计30万两）。宋真宗觉得已经天下太平，就令昌南镇烧制一批瓷器以作庆祝。当时烧出了一批制作精美的影青瓷（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澈丽洁，胎质坚致腻白，色泽温润如玉，有“假玉器”之称），外观尤其上等。史载"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真宗皇帝龙颜大悦，就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赏给了昌南镇，景意为大，景德意为皇帝今年给黎民百姓带来了福祉，有大恩大德之意。这就是景德镇名字的由来。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专门生产皇家用瓷。明洪武二年(1369)，在珠山设御器厂，由景德镇地方官负责。明宣德时期，皇帝委派督陶官来管理，产品专供御用。清顺治朝改称御窑厂，沿用明旧制官搭民烧，中央派督陶官管理，比如雍正四年（1726年到1735年）年家大公子，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以内务府总管的身份兼任景德镇督陶官，成为景德镇官窑系统的最高领导。

年希尧当督陶官的九年里，亲自实验各种新技术，发明了可用于珐琅彩瓷的染料，解决了清代珐琅彩瓷器彩料要靠进口的难题，还使清代珐琅彩在进口的颜色的基础上增多了十几种颜色。经他监督烧制的瓷器十分精美，被称为“年窑”，收藏界的人普遍认为清代瓷器以雍正朝为上品，而年窑又是雍正朝的上品。

明清两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御窑厂就设在景德镇老城区中心的一座小山下。这座小山在秦国时被叫做立马山。其四周山体蜿蜒、呈五龙抢珠之势，在唐代被改名珠山，一直延续至今。珠山因瓷器名扬天下，成为景德镇的象征和别称。

立马山山名来历：秦国的番县县令吴芮（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时，分封了八位异姓诸侯王，其中一位就是吴芮。说来与长沙挺有缘，吴芮的封地就在长沙，他是第一代长沙国的诸侯王。延续五代，到靖王吴著时，因无嫡氏被废，死后葬在西咸嘉湖畔象鼻嘴山，即今望月公园内）曾骑马巡视辖区，站在最高点问此为何山，随行答无名。吴芮就以问此话时骑在马上不动的姿态命名为立马山。

清咸丰五年(1856)太平军烧毁御窑厂（太平天国的打击对象是清王朝，打入景德镇的时候看到象征皇权的御窑厂。他们听说为了给皇家烧瓷，瓷工经常被鞭打，所以一把火烧了）。清同治五年(1865)复建御窑厂，为同治大婚，慈禧太后的五十、六十和七十大寿烧造瓷器。清宣统二年(1910)成立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是景德镇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新型企业。1911年清王朝覆灭，进入短暂的“民国”时期（从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民国都是列强入侵、军阀割据，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景德镇御窑厂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终结，大批御窑工匠流入民间，他们在困境中求生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继承传统、又吸收西方文化，探索创新，形成文人瓷画的新潮流。

文人画（Literati painting），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元代赵孟頫称其“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为南宗之祖。文人画讲究在画作中体现出诗意。作品大都以山水、古木、竹石、花鸟等作为题材，以水墨或淡设色写意为表现手法。在墨和色彩的选择和使用上，比较重视水墨的表现力，讲究墨分五色，善于通过墨浓淡干湿的不同变化，描绘不同的物象，抒发不同的情感，寄寓作者的情怀。

文人瓷画吸取了中国水墨画的意韵，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彰显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风格。它既是景德镇近代瓷画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又是中国近代文化宝库中的艺术瑰宝。

第一单元 文人瓷画生意趣

中国本是制瓷大国，但是随着列强入侵，内忧外患，经济严重受挫，制瓷产业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再加上海外瓷器和釉料的流入，市场岌岌可危。随着御窑厂的关闭，原本在御窑厂供职的瓷艺创作大师连同制瓷工匠一起走入民间，以画瓷谋生。

为降低成本，选用价格低廉又省工省料的浅绛颜料，改善工艺繁琐的传统粉彩，在一些日用、观赏瓷上画上几笔。署上自己的名字，待价而沽。由此，一种新的陶瓷彩绘技法一"浅绛彩"诞生了。

其中大多数都是普通“工匠”，往往是按照图稿 “照瓢画葫芦”模仿名家，熟练程度惊人,完全可用炉火纯青来形容，有意无意间接受部分西方绘画技巧，但并不成体系。他们的作品缺乏新意与创造精神。而艺术家和瓷绘名家的理论功底扎实，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更能窥探到那个时期对创新的探索和努力。（本单元重点：浅绛彩瓷、文人瓷画、三位艺术大师以及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官员）

程门就曾是御窑厂特聘的挂籍瓷画师，两度参与御瓷的绘制，这在瓷画家当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程门才华横溢，能书善画，尤其是绘画方面造诣极高。山水人物、花鸟虫鱼都很擅长，在咸丰、同治时期就已经名声大噪。他作为浅绛彩瓷的领导者和集大成者，在浅绛彩瓷领域，艺术成就之高，无人企及，是晚清浅绛彩瓷的开宗鼻祖，公认的浅绛彩第一大家。

中国古代山水画追求一个“远”字。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继承和发扬唐代李成的山水画技法，总结出“三远法”。本质上是一种散点透视法。高远以仰视的角度刻画远处的山峰，突出山的高，即画面上下空间的广阔；平远以平视的角度刻画由左至右、由近及远的所有景物，通过近大远小+角度突出水平空间的广阔；深远以俯视的角度配合构图中的路线（通常是S型或Z字型）引导观众去发现画面中隐藏的细节，突出景物的层次感和深奥感。这种构图法从宋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给观众提供两种舒适的观赏体验：

1.没有明确的视觉中心，视线可以自由地游走在画面细节之中。

2.移步换景，多个小景的组合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画面，可以逗留欣赏的场景多。

程门作为清末绘瓷大家，自然是承袭古人。上图(左)中，远山近树、江水渔舟依次展开，颜色淡雅。瓷板上的题诗是唐代诗人柳宗元《渔翁》中的一句：欸乃一声山水绿。意思是听到一声船桨的响声，放眼望去皆是绿水青山。作品诗画交融，极大地体现了文人趣味。

柳宗元《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所谓的文人画，并非突然出现，只是相对于清末御窑厂制作五彩瓷、珐琅彩瓷、粉彩瓷时严格的工序而言。当时的瓷画家只能按照领导的要求制作规定的图样，工人们按图样配置颜料、烧制瓷坯、描绘轮廓、填色……毫无创作热情。御窑厂的停烧，一方面瓷艺人们必须想办法谋求生路，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们的灵感，运用纸绢绘画技巧在瓷上进行创作，画面彩料极薄，色调清淡柔和，集“诗书画印”一体，极具中国水墨画的效果。常见的浅绛彩瓷器以山水、人物、花鸟等为题材，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人瓷画的开端。

那什么是浅绛呢？

“浅绛”一词原本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术语，是指元代黄公望首创的浅绛山水画。在水墨皴擦勾勒轮廓的基础上再以藤黄、赭石、花青等色彩渲染而成，营造出一种清新，宁静，淡泊的意境，深得当时文人的喜爱与追捧。

藤黄：一种天然植物色素颜料，又名玉黄、月黄，原料来自热带森林中的海藤树。藤黄树和漆树相仿，在收货时，割树皮，插入竹管承接流出来的汁液，待其干后收之，称为竹管藤黄。这种颜料，在唐朝以前传入我国，称为真腊画黄或林邑之黄。除颜料外，也是一味中药。以色红黄、断面似蜡质、半透明、无杂质者为佳，黑色者次之。《本草纲目》草部（下）：海藤：汁名“藤黄”，有毒，杀虫。藤黄有毒，使用时的确需要注意。故此颜料只做画材使用，不可做染料。

赭石：是各种形式的氧化铁中的一种，被称为土基颜料。(1)赭石是已知最早（也许早在30万年前）被人类用来描绘我们的世界的颜料。其他用途有作为药物，作为动物皮制备的防腐剂，以及作为粘合剂（称为胶粘剂）的加载剂。(2)赭石至少含有12%的羟基(qiǎng由氢和氧两种原子组成的一价原子团。化学符号—OH)氧化铁，其含量可高达30%或更多，从而产生从浅黄色到红色和棕色的各种颜色。颜色的强度取决于氧化铁的氧化和水合程度，根据二氧化锰的百分比变褐，赤铁矿的百分比变红。(3)由于赭石对氧化和水合作用很敏感，黄色针铁矿(FeOOH)在温度超过300度摄氏的环境中逐渐脱水矿物，首先转化为橙黄色，然后随着赤铁矿的产生而变成红色。赭石热处理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南非Blombos洞穴中石器时代的沉积物。

花青:指的是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的蓝紫色，古代华夏文化称蓼蓝草为蓝，可以用作染料，而从其中所提炼出来的靛染料则称为青，颜色比蓼蓝草本身还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花青色。

我国国画传统颜料有两大主要色系：植物颜料和矿物颜料，它们也分别被称为水色和石色。花青是水色，色彩滋润，可以层层加染。石青是石色，色彩艳丽厚重。石青试制过程中，又生成头青、二青、三青、四青等色，沉在底下的是头青，色深，浮在面上的是四青，色浅。

人类很早就开始使用靛青染料，从中国古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自于西元前300年东周荀子的著作，可见靛青染色技术至少已使用了2300年。

《天池石壁图》作于1341年，彼时黄子久已经七十三岁了。这个年纪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是行将入土之人，但是对于黄子久来说，还是其艺术生涯最好的阶段。《天池石壁图》大抵以苏州城西吴县境内的天池山为原型，就画面所呈现的物象而言，又并非真实的天池山。黄子久很少画真山水，其最大特色是“在画幅之内，以简单的图形组成复杂的结构，比以往的中国画更抽象。”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同治、光绪年间供职于景德镇御窑厂的两位画师——金品卿和王少维。他俩被誉为“御窑两支笔”，加上程门三人合称晚晴浅绛彩“三大名家”。

金品卿，名诰，字品卿，号寒峰山人、品卿居士，安徽黟县人。他擅长浅绛彩瓷山水、花鸟和人物画，设色清丽。后期转画粉彩，为景德镇晚清瓷画界的大家。上图(左)是一幅山水图，远处奇峰高耸，直入天际。中景描绘有草屋掩于树林之中。近景处小桥流水、灌木丛生，湖面微风轻拂，波光粼粼，呈现出一派优美的湖光山水之色。画面布局讲究，设色淡雅清新，充满情境。

王少维，名廷佐，字少维，安徽泾县人。擅长浅绛彩瓷山 水、人物，亦擅写真。王凤池并不是地道的瓷画艺术家。他本是一个翰林、朝廷官员，却被称做江南才子。不仅文采、书法出众，而且擅长绘画并热衷于瓷艺创作。在中国陶瓷史上，参与陶瓷创作的极为重要的文人官吏，除了陈鸿寿（乾隆-道光时期）就是王凤池。

王凤池在景德镇为官期间经常去御窑厂参与瓷器创作，不仅独立完成，还与王少维、金品卿等御窑画师共同创作浅绛彩瓷并珍藏他们的作品。通常是王少维、金品卿作画，王凤池题识(zhì)。也说明浅绛彩瓷在当时是风雅之事，常作为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互相赠贺的物品。

上图(右)“钓翁隐叟图”就是王凤池和王少维合作的作品，王凤池题识(zhì)：渭水之钓翁、终南之隐叟。

看了这些瓷板，你们会不会纳闷，那么重的瓷板，画上画干嘛用呢？

瓷板画是指在平素瓷板上使用特殊的化工颜料手工绘画、上釉，再经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平面陶瓷工艺品。瓷板画可装裱、或嵌入屏风中，作观赏用。学界一般认为，瓷板画艺术始于唐代，最初人们用在瓷板上撰写墓志铭。但是瓷板经过高温烧制，很难保持瓷板的平整，而且相对于其他的瓷瓶、瓷碗，瓷板的实用性不强。因此，瓷板画的发展非常缓慢。明代中晚期，明式家具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在屏风、床、椅子、桌子等各类家具上进行了装饰，这些装饰赋予了家具更多的形式感、审美趣味以及文化内涵。由于瓷板具有光滑、雅致的特点，也成为了装饰家具的重要材料。至此，瓷板以及瓷板画开始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清中期以后，瓷板画的发展走向了兴盛。

嵌瓷屏风无论是围屏、插屏还是挂屏，都经常会见到上边镶嵌有装饰意味浓厚的瓷板画。品种非常多，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素三彩、斗彩、粉彩、墨彩、浅绛彩等等。绘画、纹饰内容涉及面也很广泛，包括人物、山水、花卉、虫鸟、翎毛、鱼藻、吉祥图案等，几乎无所不包。

浅绛彩瓷的兴起与徽商的资助和徽州一带新安画派的影响有关。新安画派主张师法自然、寄情山水，是明清文人画的正统继承者。

徽州，指的是今天安徽黄山一带。在地理上，徽州与景德镇相邻，明清时大量徽州人在景德镇从商，有着“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些徽州人士不仅带动了景德镇经济发展，同时培养了一大批瓷画艺术家。根据统计，当时景德镇素有盛名的瓷艺名家，徽州籍的足有三分之一。其中浅绛彩瓷的著名艺人，除刚才提到的程门外还有金品卿、王少维等人（他们对“珠山八友”有很深的影响）这些来自徽州的匠人们都深受徽州文化与新安画派的影响。

徽帮是徽州府所属歙(shè)县、休宁、绩溪﹑祁门、黟(yī)县、婺源(1949年5月划入江西)六县旅景人士结成的帮会，其中以黟县人数最多。据民国26年的《江西统计月报》记载:旧时景德镇的十里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有1221家，其中70%以上是徽州人开的，正如过去人们所说:“无徽不成镇”。

浅绛彩瓷黄金发展期是在民国初期(1912一1927年蒋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之后就逐渐式微。原因有三：其一，浅绛彩瓷器多是低温烧制，属釉上彩，赋彩薄、涩，其绘制颜色与胎体结合不牢，时间稍微一长加之磨损极易脱落，这是致命缺点；其二，颜色鲜艳而不轻易脱落的高温“洋彩”进入，使得景德镇瓷绘艺人开始尝试用新材料结合瓷绘技法，创烧更富有表现力的瓷器，颜料的变革、洋彩的推广都为新粉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其三，浅绛彩瓷更多的是模仿宋元文人画的笔触和构图，缺少文人画的意境，审美疲劳市场缩水而被淘汰。幸运的是景德镇的瓷绘艺术家并未放弃探索，他们将传统粉彩工艺与文人瓷画相结合，发展出新粉彩瓷，使中国陶瓷艺术走上新的高度。

粉彩瓷是一种适合瓷绘的工艺技法，始于康熙年间，在清雍正时期发展到高峰。粉彩的成烧工艺较为复杂，素胎体成烧温度在1200-1360度之间，之后在器物上用墨线勾画轮廓并施以玻璃白（在我国采用“白信石”(含氧化砷达99%以上)或“亚砒霜”的矿物，将它配入铅粉、硝酸钾等熔剂中，制成一种白色粉末。其烧成后呈乳白色玻璃状，故俗称“玻璃白”，简称“玻白”。由于其中含有铅和砷，所以它还有降智商的功效）。玻璃白之上再用填、画等技法，依据清淡浓重晕染色彩，二次入窑经700-800度低温烧制，色彩艳丽，层次感强。康熙年粉彩在工艺和绘画上还不成熟，尚处于初级阶段，到了雍正年粉彩瓷器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并成为上层社会主要用瓷品种，乾隆年粉彩瓷器在康雍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刻、雕等轧道工艺，嘉庆到清末，工艺仍然保持前朝风格，在品种上亦有所增加。

御窑厂的宫廷粉彩工艺更加繁缛。从线描到填色，往往需要2-3个画师，画师之间的配合程度非常重要。搭档不协调，画面容易呆板。

浅绛彩瓷与传统粉彩相比，主要是创作形式的不同。工艺上，传统粉彩步骤复杂，工序繁琐，工匠们按照宫廷出的样稿，分工合作，完成一件瓷器，精益求精，可以说是瓷器最高技艺的体现。“浅绛彩”最初为了生计，所有工作都是一个人单干，一切从简。既要节省时间，也得简化用料。所以质量上自然低劣。创造性上，浅绛彩瓷由瓷画艺人独立创作，不拘泥于官方样式，从图稿设计到彩绘完成均出自一人之手，灵活借鉴书画笔墨，直抒胸臆。画风向传统国画写意的转变实在是一记妙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降低制作成本带来的市场风险。能书善画的文人直接参与浅绛彩瓷的绘制，极大提高了彩瓷的绘画水平，为新粉彩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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