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北去——史前文明到春秋战国（第一展厅）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宾到长沙博物馆参观，这一站是长沙古代史陈列展。

首先进入的是序厅，展示的是“星空下的山水洲城”。头顶满天繁星连成二十八宿中的南方七宿，若伸出双手去轻轻捧起星光，那些从轸宿发出的光点便会聚集起来，变成你手心里跳动着的“长沙”二字。星空照耀的大地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长沙城示意图。

我们这就启程，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人类起源的那一刻。

湘江晨曦

从世界范围看，最早的人类出现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见《人类起源》），距今约300万年，旧石器时代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约1万年以前。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启了征服世界的旅程，他们中的一部分从非洲出发，通过西亚迁徙到欧洲、东南亚和中国。因此只有非洲的人类是各发展阶段没有缺环、年代前后相继的。

打制石器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按欧洲的划分标准，可分为手斧文化系统和石片石器文化系统。前者是两面都要打制的石片，以手斧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阿舍利文化；后者是砾石砍斫zhuó器，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作为“刮削器”或“砍砸器”，最具代表性的是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文化。

中国人大约从100万年前开始活动，基本上是类似于奥杜韦文化的类型。湖南的历史相对还要晚一点，株洲、洪江（高庙文化）、攸县、沅江、浏阳等地的网纹红土地层（第四纪冰川中更新世时期干湿气候交替的产物）相继发现打制砾石石器。这些石器的年代告诉我们，大约在20万年前，湖南开始有人类活动。展柜中列了一组浏阳市永安镇出土的旧石器，距离捞刀河1公里左右。这批石器都是用河床砾lì石打制的砍砸器和尖状器，可以用于砍树、做木棒、砸坚果、挖掘根茎类植物等工作。

农耕初兴

旧石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了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从山区走向平原。打制石器越来越精细，开始出现磨制石器，劳动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渐渐有了农业和畜牧业。在湖南道县寿雁镇的玉蟾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发现了距今约1.4~2.1万年前的遗址，文化堆积厚1.2-1.8米，有大量打制石器和非常粗糙的陶器、骨器、角器等，还有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稻种。说明人类在那里生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了新石器时代。

1985年长沙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长沙县三兴村大塘组，湘江的一段河滩上，发现了一处约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大塘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是长沙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磷、石镰等，分别以燧石、页岩、卵石经过磨制和多次加工而成。类型分明，器形完整。比如石凿多用长条形卵石将一端磨成刃口。石锛，上端绑木柄的部分呈现明显阶梯状的两节，也称“有段石锛”。石镰为横写的一字形，一端磨尖，另一端磨出两道缺口，类似“双肩”，以绑扎镰柄，通常称为“有肩石器”。

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功能上看有釜、碗、罐、盘等炊器、盛食器和盛水器。

这件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是新石器时期南方最精美的彩陶。陶罐陶质黄白，外施白色陶衣，口至颈肩部依次彩绘干栏式建筑纹、水波纹、植物纹，耳部彩绘方格纹和四出花瓣纹，腹部彩绘四组凤鸟树冠纹，凤鸟昂首朝阳，嘴衔叶穗。

大塘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装饰有太阳、飞鸟、植物等组合图案的陶器碎片。比如下图展柜中的红色彩绘太阳放射纹饰口沿碎片，那些红色条纹代表了太阳的光芒，排列整齐、美观大方、非常珍贵。

大塘先民的祭祀非常神圣，在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公共建筑内，聚集部落中的全部成员，正中布置有用高足碗、盘盛装的各种牺牲、五谷的祭台。祭司触摸或者佩戴兽面面具，以获得与神灵附体的神秘力量——mana。他手拿占卜的蓍草，手舞足蹈，念念有词，祈祷氏族兴盛。大家随着他的节奏欢呼雀跃。

大塘先民居住的房屋在当时也非常先进，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一般都由若干木桩、圆木、木板组成，下部有木柱构成底架，高出地面，底架采取打桩的方法建成。桩木打成后，上架横梁，再铺板材，然后在木板上立柱构建梁架和屋顶，形成架空的建筑房屋。杆栏式建筑，既可防蛇虫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下面还可养殖家禽家畜。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干栏式建筑实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大塘遗址的文化类型与江汉平原的大溪遗址相似，说明长沙此时的古人已经脱离了原始的穴居生活，形成聚落，开始炊煮熟食，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用石斧和石凿开垦土地，用石镰收割谷物，还有了原始的制陶业。而北方，中原大地正处于仰韶文化时期（更高级些），部落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典型代表有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西安市东郊的半坡遗址等。

过了1000年左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社会财富积累日益增多，各氏族、部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日趋激烈，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以城垣yuán环围的新防御设施应运而生。在常德的澧县，湖南的古人筑起了中国最早的城墙——城头山古城。现存墙体宽25—37米，城高2—4米。城址保存较好，平面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和东、西、南、北四门组成，占地76000多平方米。这座古城里有古老的祭坛，众多的祭祀坑，三座（排房卧室、餐厅加厨房的套房、大型殿堂式建筑）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址，十几座陶窑，功能非常完备。出土了斟酒器陶鬶、贮酒器陶瓮，以及没有任何纹饰的陶觚、陶温锅。说明新石器时代的酒文化就已小有规模，出现了酒肆（酿酒手工作坊）。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居民的生活质量又进一步。腰塘遗址的发掘，展示出4500年前，制作陶器和石器的技术有了提高，能够烧制鼎、豆、留、盘等较复杂的陶器，能够磨制扁平、小型的石器，并在上面钻孔。还学会了建造房屋。兼有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特点。

上古传说

黄帝时期，黄帝和炎帝领导的华夏集团占据着黄河中下游，以今天河南新郑轩辕为中心的土地。黄帝的地盘比较大而且靠北，炎帝的地盘比较小而且靠南。蚩尤领导的九黎族东夷集团占据着黄河下游，今天山东省中南部。蚩尤姓姜，本是炎帝部落的后裔，黄帝命他造金属兵器。于是他的队伍变得强大起来，加上地理和气候条件优越，较早进入农耕（粟粒，即小米）定居生活，利用宗教思想团结各部落，成立了东夷集团。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后，开始向西扩张，与炎帝爆发第一次逐鹿之战，炎帝战败，向西北撤军，结果遭遇黄帝队伍，又打了一仗，称为阪泉之战，炎帝又败，归顺了黄帝。

蚩尤战胜炎帝后，就自称为炎帝，听说炎帝败给黄帝，就打着为炎帝报仇的旗号，与黄帝展开神话史上最激烈的战争——第二次逐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集团瓦解，一部分归顺黄帝，一部分向北逃窜，还有一部分向南逃窜。向北的最后也融入了华夏集团。向南的逃到江汉地区，征服了当地的苗蛮土著，重新组成三苗国（根据考古发掘，他们有拔除侧门齿的习俗）。三苗国的位置，左洞庭，右彭蠡lí（鄱阳湖），就是武汉以南、岳阳以东、九江以西，宜春以北，考古发掘以湖北屈家岭一代为主。

黄帝（姬姓）之后，经过少昊、颛zhuān顼xū、帝喾kù、帝挚4代传到尧（帝挚的异母弟弟，随母姓伊祁）。虽说是禅让，但都是姬姓，没有跳出家族的圈子。

尧禅位于舜就是一个大事件，因为舜是妫guī姓。禅让的故事便有许多版本。流传最多的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尧的儿子丹朱不务正业，尧想了许多办法引导他都没有成功，比如，发明围棋来教导丹朱领兵征战。但是丹朱一心贪玩，不仅辜负了父亲的期望，还听信谗言想造反，夺帝位，结果被放逐到丹水，转而考察舜，发现舜的德行、能力都很出众，于是禅位了。但因为是禅让得帝位，所以舜又封丹朱为房侯。

《史记.五帝本纪》中还记载：舜“代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就是说，舜同三苗的最后一战，越过了长江、洞庭，溯湘江而上到达苍梧之野，葬身九嶷山（湖南省南部永州市宁远县境内）。舜死后，随征的族人、宗亲有不少滞留南方，成为早期徙居湖南的一批华夏族人。

另一个版本来自《三海经》和《竹书纪年》。传说，尧娶散宜氏女，生了丹朱（大儿子），尧晚年时，发生政治危机，以舜和益为首的东夷集团想篡夺帝位。于是舜就在尧的面前诽谤丹朱，并挑唆他将丹朱封到在丹水（今河南淅川），管理汉水流域的三苗。舜代理执政后，囚禁了尧，为了阻止丹朱了解真相还特意阻挠他来看望尧。之后，丹朱（在三苗称帝）率三苗之兵伐舜，即丹浦之战。丹朱的巨人部落首领夸父因误入大泽而死，失去了重要战力，相比之下，舜还有以射箭闻名的后羿部落（铭文中，“司”和“后”有时相通，而“司”是常伴王左右的官职名，所以“后羿”很可能是专门的射师） 助阵，所以三苗被重创。战败后的三苗，被放逐到崇山、三危两地。舜即位后，采取一面文德教化，一面分化的策略继续瓦解三苗。《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意思是除了舜外，他的儿子叔均（另说为商均）随父南征三苗，之后便留在此地，死后也葬在湖南。舜葬在湖南这一点，与《史记》相同。

丹朱在南方地区地位崇高，被湖南、广东等地奉为衡山皇、丹朱皇。所以舜又把他封到房地为诸侯。

禹(也是妫姓)即位后彻底把三苗打垮了。三苗残余队伍迁徙于西南云、贵、广西一带。禹和三苗战争的期间，发生了几起大事：日食、大地震、洪水。这是三苗被迫南迁的原因之一，也是大禹治水故事的来由。当时，大禹是带着大部队遭遇洪水的，因此他才有实力去治理洪水。有一位跟随他的将军叫做季连（姬姓），他带领的部族就是治理荆江的主力，大禹定九州之后，就被留在江汉之地的荆州。后来被奉为楚国先祖。

禹王碑位于岳麓山巅的苍紫色石壁上，在蟒蛇洞南面，面东而立。高1.7米，宽1.4米，碑文分9行，每行9字，计77字，末行空4字。其文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zhòu文蝌蚪，很难辨认，很可能是道家的一种符箓，也有说是道士们伪造的。根据《吴越春秋· 越王无余外传》：“禹乃东巡，登衡岳……南到计于苍梧。”来看，大禹来湖南可能真有其事。而且《湘中记》、《水经注》、《南岳记》等都认为禹碑真实存在过。远在1200多年前，韩愈（唐）就听说过它，还亲登南岳岣嵝（gǒulǒu，南岳衡山的七十二峰之一）峰寻访禹碑，并留有诗记。因此，岳麓山上的禹王碑，即便是唐时的赝品，作为纪念大禹治水之丰碑，也是十分珍贵的。全国有十多处镌立禹碑，据说皆由岳麓禹碑模本复刻。

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处的鹿原陂，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炎帝陵。自宋太祖公元967年重新寻得陵墓建庙之后，一直是朝廷官府祭祀炎帝的地方，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中原文化的入侵（夏商周）

禹的儿子启继位后，建立了夏朝，此时的长沙还属于古三苗国，据《国语》记载，夏的军队曾攻打三苗，摧毁其宗庙，俘虏大量的三苗人做奴隶。商周时代，三苗国就不再被提起，似乎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百越”，即古籍中所谓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长沙位于“扬越”之地，又叫“荆蛮”，是扬越的一支。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物品。

商王朝(子姓，始祖叫契（xiè本写偰），原本因出生在殷水而姓“殷”，后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在商丘，赐姓“子”)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倾力开疆拓土。商文化通过战争得以传播四方。根据文化遗存分布推测，位于江汉平原的盘龙城是当时长江流域的重要据点，商人由此跨过长江，来到洞庭湖平原，进入长沙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将长沙历史引入了青铜时代。

商朝初期就曾侵伐“荆蛮”，“汉南之国”纷纷归顺。商中期，武丁又征讨“荆窜”，见于《诗经.商颂.殷武》，俘获了大批人口。

西周成王（姬姓）时期，长沙所属的诸侯国奉周天子为王，按时上交贡品。《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长沙鳖名列贡品名单中，这是第一次在正式文献中提到长沙。

到周昭王时，则三次南征。《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遭到“荆蛮”的强烈反抗，最后“南巡不返，卒于江上”。之后的周穆王、周宣王也从没放弃伐楚的政治路线。

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

1963年，炭河里遗址被发现发掘，就是图上的这块扇形“披萨”。现存面积约20000平方米。原来是一整个圆，周围环水，便于防御。后来被洪水慢慢蚕食，变成现在这副模样。2001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者经过三次科学发掘，于城址保存区西北部发现古代城墙和壕沟，是古代城址的重要防御设施，壕沟还具有排水功能。同时还发现了标志着国家文明初步形成的宫殿基址以及能够研究当时城中人员结构的墓葬群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遗物，而青铜器均为打碎后随葬，表现出独特的葬俗。炭河里城址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西周早期城址的首次发现，也是西周早期方国的政治中心。它的发现，填补了湖南西周时期历史的空白，为研究湖南乃至南方地区西周时期社会形态、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陕西出土的折觥、折方彝、折尊和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静方鼎等同时期青铜器铭文内容都提到“相侯”，特别是静方鼎中记载的是周昭王准备南巡，要“南国相”准备住处。南巡的目的地就是跨过汉水伐楚。也许这里提到的“相国”就在宁乡的沩水一带，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高砂脊遗址年代同炭河里一致，属西周早中期，在沩水入湘江口的位置，今天望城县高塘岭镇胜利村高砂脊组。炭河里在沩水上游，沿沩水行舟五十多公里便可到达。很可能是隶属于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或方国的次级聚落。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汉代，这里一直是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融合、此消彼长、反复拉锯最为激烈的地区，文化面貌异常复杂。但由于本地文化有着广大的东南和岭南地区古越族文化背景，始终没有被外来文化同化，而是一次次吸取外来先进文化，将其包容进去。

青铜之乡

战争虽然残酷，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推动了社会军事、经济、科技、艺术等全方位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商和周，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长沙境内多处发现商周遗址和窖藏坑，出土大量青铜器。

当时的青铜器多使用陶范法，并且一套陶范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

这件提梁卣是经过修复的。青铜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受到自身材质、埋藏环境以及出土后自然界中各种腐蚀因素的影响，会变形、残缺、破碎或糟朽老化。对于那些已经破损的，需要补配修复。如果破损区域较大可以用失蜡法、硅橡胶印模、石膏翻刻等方式仿造，如果区域较小，一般先检测出待修复青铜器的铜、锡比例，然后配出同比例的青铜粉末，并加入高分子材料进行激光焊接。目前有一种较新的激光熔覆焊接技术，专门修复裂缝和断裂处：将青铜粉末用氮气吹到激光的光斑处，用氩气做保护气体，利用激光的高温融化填充。这里可以调节的参数有激光功率、氮气的送粉速度、氩气流量、焦点位置等，可以针对不同合金、厚度、表面状态等进行适配，从而保证青铜器不变形，修补处没有凹陷痕迹。此外，还有“补衬加筋工艺”来提高整体强度；借鉴瓷器修复技术增强光洁明亮的效果等等。当然，还要根据器物原来的纹饰，雕刻补充。

商周青铜器的分类

熊传薪先生最早提出对湖南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分类标准：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

带有商周时期大家族族徽铭文的肯定属于中原型，比如“父乙”铜簋、凤鸟纹“戈”卣等；

那些纹饰风格与中原同期青铜器相似，但是又带有地方特色的属于混合型。比如“皿方罍”、“大禾”人面纹方鼎、四羊方尊（高58.3厘米，口边长52.4厘米，重量34.5公斤）等。

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四羊方尊的特点是：将羊形态融入器身中，采用借腹或借足的手法，与中原的要么羊头要么整只羊的做法不同。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人面方鼎是中国唯一的以人面纹为饰的古鼎。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有学者认为其形象是一位巫师，戴着面具、头上插着几字型角饰，双手操鸟，正在做法。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则极为稀有珍贵。

宁乡发掘的铜瓿是目前发现的商代铜瓿中体型最大的，重达61.9公斤，称为瓿王，在当时是一种酒器。也属于混合型，它圈足上的方形穿孔和矮而薄的扉棱是二里岗时期铜器的特点，而圆肩又是殷墟时期的特点。铜瓿肩部有4处铸造时留下的痕迹，推测原本是铸接有4个牺首。

地方型的铜器主要有牛尊、豕shǐ尊、象尊。

编铙和编钟

铙是长沙出土商代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长沙也是出土铜铙最多的地区。铜铙始见于商代，是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之一，有中空的短柄，插木可执，以槌击鸣。《周礼.地官.鼓人》记载“以金铙止鼓”，就是说，军队打仗时，击鼓进军，鸣铙则停止击鼓，表示退兵。周以后成为重要的礼乐器，逐渐演变为钟。有的有枚，有的无枚。枚就是乳状的突起，是加速钟音衰减的一种振动负载，具有消耗振动能量的作用，因而可以节制余音，改善钟声。

甬钟是编钟的一种（另一种称为钮钟），与铙相反，口朝下，需要悬挂起来演奏，另一种编钟称为钮钟，外形差不多，只是悬挂的部位是一个钮型，钟挂起来后与地面垂直，也称为直悬。甬钟因为顶部有斡wò，所以挂起来后是个斜的，也称为斜悬。

从材料上看《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与实际情况相符，即六分铜，一分锡，锡的含量略高于14%。实验证明，锡含量高于13%，音色较好，高于16%，变得很脆，不耐敲击。

从结构上看，不论铙还是钟都是合瓦形，铣边上的棱对振动起着制约作用，衰减较快，余音适中，作乐器较好。如果换成欧洲和印度的正圆形切面的钟，余音太强，前后声音相互干扰，难辨节奏。另外，鼓部正中和侧边的音频不同，可形成一钟双音的效果。当然音质还需要用砺石耐心的在特定部位打磨，细细调整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在礼乐盛行的时代，人们用珍贵的青铜礼器维护伦理和谐、尊卑有序，供奉先祖、鬼神，以及万物之灵。根据《周礼·春官·小胥》记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就是说在重大的礼仪活动中，王可以四面悬钟磬，诸侯去掉南面，卿大夫再去掉北面，士只留东面，等级划分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数量（编钟、编磬的数量比）和音律搭配众说纷纭，不能定论。

由于现在能够获得的实物均来自墓葬和窖藏，葬制的乐悬制度与实际祭祀、宴飨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对大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清理，虽然也有等级分别，但考虑空间利用的问题，几乎是一虡（jù，悬挂钟或磬的架子两旁的柱子）陈列，再按等级分3列、2列、1列，钟型的搭配没什么规律，多是拼凑，不成套。到春秋战国之后多用一类编钟，比如甬钟。宁乡黄材的这批编铙出土于山坡，属于窖藏。一般来说，祭祀山川河流时掩埋、战争逃跑时掩埋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湖南地区的青铜器掩埋点非常多，且没有明显规律，考虑当时处于商文化期，湖南地处偏远，青铜重器要在各氏族部落间的争夺中保存下来，掩埋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象纹饰出现在铜器上应是当时人对大象喜好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安详端庄的品格。我们长沙博物馆LOGO，也是由商代象纹大铜铙的形象转化而来。从外形上来看像两扇写意的门，分别取自于“博物馆”英文单词的“Museum”的首字母“M”和中文汉字中的门。两扇门，一进一出。一扇是穿越的门，馆藏文物从古代穿越到现代，告诉观众古代历史文化；另外一扇是感知历史的门，带领观众进入到历史的长河中，回看历史、感悟现代生活。

楚南重镇（春秋战国）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代。新旧交替、风云激荡，长沙地区的历史也随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822年（西周宣王时期），楚熊霜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濮”(pú)族是黄帝族系的一个分支，起源于甘川交界的岷山山地（三星堆文化也与此处息息相关），夏、商时代东迁到河南郑州至山东曹县一带，西周以后过着游牧生活，未形成巩固的国家。南迁到汉水中游后，少部分并入楚国，其他人又继续南迁到长江以南。按文献中所说的时间推算，应当处于湖南西北一带。这是文献记载的楚人首次进入湖南。他们有两条路线，东线从鄂（今湖北鄂县）一带沿洞庭东岸南进，入湘江，到达今天的岳阳和长沙；另一条西线，从郢(yǐng)都（湖北江陵）一带越江南下，进入洞庭湖西部和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区，到达今天的常德地区。

1987年，湖北荆门市十里镇王场村包山2号楚墓出土了448枚竹简，其中有字的278枚，竹牍1枚，总字数12,626。内容包括遗册、卜筮、司法等。其中提到了“长沙”、“长沙正”、“长沙公”等字眼，证实了长沙在楚国管辖范围内。

遗册是记录随葬品清单，有食品、食器、青铜礼器、漆木器、车马器、兵器、衣物等；卜筮祭祷类记录了墓主贞问吉凶祸福、请求鬼神/先人赐福保佑等内容；司法文书记录了独立的事件或案件，有地方官员统计信息的“集箸”和“集箸言”等上行文书。有楚国《授田》制度（国家可以给予最低到士的田宅，并且不限制买卖和继承，但是不同户之间的转移需要登记，并由左伊授权，如果登记得不及时，超过1天就要罚金。无子嗣继承的收归国有，称为“间田”）。有楚国的诉讼制度——自诉，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为当时的“司法机关”（官职称“正”）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案件描述已经高度格式化，不仅有案情还有案件审理的人和程序，以及不按时审理的惩罚。说明当时楚国的司法制度是比较公平的。

“饭稻羹鱼”的生活目标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nòu，古代锄草的农具）”。居住在扬越之地的长沙人也不例外，春天种稻之前，要先把田间的杂草连同杂物一起烧掉，草灰用来肥田，而高温既可以杀死虫卵、草籽，又可以改变土壤的结构，对种子的抽芽、发育有好处。这就是“火耕”。等到秧苗长到一定高度，又要将水引入田里，将杂草淹死，这就是“水耨”。侗族人的做法更加巧妙，他们改变河道，利用季节性的洪水来淹没滩地，两次涨水正好在播种前和稻秧长高之后。另一些在半山坡上种植水稻的人则发明了“畬shē田”术，他们引山泉水来灌溉，秋收时把稻谷和秸秆都留在田里，经过一个冬季的自然蒸发，第二年春耕前把它们刨出来晒干，覆盖上田泥后点火阴燃，这些灰烬翻入田里，注水泡软，就成为最重要的肥料。

"饭稻羹鱼"体现了百越居民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标准。他们在河道旁有意识的培育人工浅水环境，利用雨季或涨潮所带泥沙中的有机物吸引鱼类进入，从而达到养殖的目的。水族的神话传说中有一句话“四周开在田，中间让水淌”，中间淌水的就是古老的沟渠，雨季时可以排走多余的水，旱季时引河水或山泉水进入灌溉农田。从而形成鱼与水稻共生的局面。

百越人与华夏集团在人种上的关系

1990年，美国正式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我国在1993年正式加入，2000年6月28日，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就已完成。研究表明，今天的汉人，y染色体的标志是O-M175，它变异后形成三个支系：O1-M199、O2-M95、O3-M122。蒙古人、满人、百越人都是O1-M199的代表。东南亚地区的泰国人是O2-M95的代表。O3-M122的人群分布最广、人数最多，是从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炎黄子孙，它与M119的比例接近200：1。

楚国兵器

春秋晚期，楚人来到长沙。由于长沙战略位置重要，长沙成为楚国往南拓展的重要据点。楚人在这里设县筑城，厉兵秣马，使长沙成为了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

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地区共发现楚墓约3500座，这些墓葬规模较小，墓坑较窄，随葬器物以日用生活陶器为主，少见礼器，墓主身份一般为下层平民。楚国军事和政治势力正式进入湖南始于春秋初年的蚡冒（楚厉王）时期，开拓“濮地”，至公元前704年，楚熊通（楚厉王之第）“自立为武王”与随结盟，经过40年的征伐才在这里站稳脚跟。春秋中期，楚文王将触角伸到今天的汨罗和岳阳地区，罗子国故城址就在今天汨罗西北部的屈原农场。春秋晚期，完成对整个湘中地区的控制。

战国初期，越国灭掉吴国，称雄于东南地区。南下扩张的楚国与谋求霸权的越国形成激烈冲突，双方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史记·吴起列传》称：“楚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于是南平百越。”到了楚悼王时期（约公元前385年），对南方以古越人为主的地区发动全面征服战争。长沙地处楚越交锋的前沿阵地，长沙楚墓出土的大量兵器，即是楚越争雄的物证。尤其是长沙东郊的张公岭楚墓，其墓葬中出土兵器的比例较其他地方高出很多，说明这些墓葬是戍守长沙东面门户的楚军墓葬，张公岭是当时长沙城外的一处戍所。

这件战国菱形纹铜剑揭示了我国早在2500年前就已掌握金属膏剂涂层工艺，也就是表面合金技术。把某一种金属做成象牙膏一样膏剂，然后用这种膏剂在剑体上画出所需要的花纹，一般是白色。涂了以后，它会在剑体上扩散，没有涂到的部分是青铜的本色。再把剑浸泡在腐殖酸的水溶液当中，随着时间的推迟，颜色慢慢慢慢就变了，有膏剂的地方慢慢变成灰色、黑色，而且会生成一种釉质，显得剑身很亮。

先秦一部有名的书叫《荀子》，里面有一篇叫强国，谈到青铜剑的制作。制作精良的剑，第一要刑范正，就是浇铸青铜剑的模子要正，用的铜和锡要纯,否则浇铸的时候会有气泡，剑身上就会留孔。第二要工冶巧，就是技术要先进。第三要火齐得，就是火候要掌握的非常到位。而吴越之剑更加优秀，它要求剑一定要有剑首、剑柄（也叫剑茎）、剑格、剑脊、剑刃、剑锋这样一些要素。剑首和剑格部分除了防止手滑（剑首防剑脱手，剑格防手滑到剑锋上）之外，还起到装饰作用，很多宝剑都在这里镶嵌宝石。众所周知的“越王勾践剑”有一个独到之处。它的剑首由11圈直径0.2毫米左右的同心圆铜片组成，间隔0.3到1毫米。现在称为“薄壁同心圆”，具体怎么做的，还有争议。吴越之剑还有一项技术是中国独有的，那就是“双色剑”。剑身部分的脊和刃是分开制作再浇铸成一体，这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还有一些戈、箭镞、战车上的马衔、车軎、连环等。

营建城邑、开拓经营

经过统计墓葬、水井的数量和密度，战国时期，楚人最集中的地区是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一带，其次是以洞庭湖西岸、澧水和沅水下游地区。一些土著“蛮”、“濮”、“越”居民就被迫迁居到湘南和湘西南山区，那些地方的楚人也就最少。其他留下来的渐渐融入到楚文化中，形成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色。

由于战争频繁，当时的楚国也需要修筑城池来抵御越人的进攻。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区黄兴南路与蔡锷南路之间发现了一段城墙遗址，据考证是战国长沙城东城墙的一部分，这也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期长沙已经修筑城池。战国长沙城的出现，标志着长沙城市发展的开端。

五一广场长沙古城地层剖面，从下至上依次为战国、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文化层等。这也表明，五一广场周边从战国以来一直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虽然历经两千余年，长沙的城市规模不断地壮大和扩展，城市中心却不曾变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明代这一层看不到什么遗留的生活物品，是因为1478年修缮吉王府，在长沙城内修王府城墙，五一广场正好处于吉王府的范围。（1个世纪前，1372年，长沙守御指挥使邱广就在长沙城外修筑城墙，如果取那里的地层剖面，也看不到。因为筑墙时，要把地重新挖开，再夯筑泥土。）还有一层近代的，土质焦黑，这是当年文夕大火造成的。

到了战国中晚期，长沙在楚人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帮助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楚国南部重要的商业中心。

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及牛耕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了长沙农业的发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云“长沙，楚之粟也”，说明长沙是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

生产力飞跃的另一个体现是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长沙成为楚国制造业的中心，这里陈列的铜镜、玉器、琉璃器、漆木器都是当时的代表性器物。战国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长沙是楚国的铜镜铸造中心。楚式镜以铸工精巧、质地轻薄而著称。其中最为流行是山字镜，四山镜出土得最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草叶纹五山字镜是其中罕有的珍品，到目前为止，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五山镜仅有4枚。

玉器也十分精致，战国晚期龙凤造型的玉器上，动物栩栩如生。纹饰方面，楚地玉器纹饰繁缛，一般会在空隙地方加刻綯索纹。这件透雕龙凤纹玉佩，为和田青玉制作，两面透雕连体龙凤，为战国玉雕之精品。琉璃器，也称料器，最早产于西亚和埃及。

战国蜻蜓眼琉璃珠，呈圆管状，通体呈绿色，中间有圆孔可以穿绳佩戴，器表突出30个半球形颗粒，颗粒底部饰白色圆圈，状似蜻蜓眼，该器物形体硕大，为同时期的琉璃珠中所罕见。经检测，这颗琉璃珠中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铅和钡，属于本地生产。

战国也是中国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楚国的髹漆业在各国中最为发达的，先秦漆器以楚墓出土得最多。漆器多为王侯贵族所使用。其中更为有意趣的这件漆虎子，为溺（音“尿”）器或水器，其用整木雕成，形状似虎，尾反卷至头部形成提梁。器身线条流畅，形态生动，是国内所见最早的虎子之一。

货币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蚁鼻钱又叫鬼脸钱，是楚国特有的货币， “蚁鼻”即小钱的意思。

另外，楚国在大宗商品交换时，需要使用切割成不同大小的黄金货币 “郢yǐng称”，天平和砝码就是称量货币的衡器。长沙是出土战国时期砝码最多的地区。砝码个数不等，最少的1个，最多的10个。成组砝码中每个重量不等，最大的约250克，最小的0.3克，10个一组的砝码总重量约500克。大量衡器的出现，体现了战国时期长沙地区工商业贸易的繁荣。

这里复原的浏城桥一号墓，是长沙市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楚墓。同时，墓中出土的兵器达93件之多，占出土文物的三分之一，还有车马器陪葬，推测墓主人是一位领兵作战的将军。

虎座凤鸟架鼓，全器造型逼真，彩绘绚丽，既是鼓乐，也是艺术佳作。凤是楚人的图腾，虎是巴方的图腾，让凤鸟踩在虎背上，表现楚人降服巴方的决心。巴方，地处西南（重庆）在殷商时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方国，商王曾屡次征伐。西周以后，与蜀国、楚国相邻，时间很长，在汉水中下游地区交往甚密，战战和和，彼此之间的文化也是相互影响。

毛笔，1954年，在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支完整的毛笔，也是目前最早的有实物证据的毛笔。笔管长18.5cm，笔毛长约2.5cm和笔身都套在一节小竹管中，起到保护的作用。笔毛是质地很好的兔箭毛，就是山兔背上一小撮弹性强、锋颖最好的毛，尖锐且刚劲。现在的毛笔中，用兔颖制作的称为“紫毫”，造价较高（出锋3cm，价格100元）。

楚国另外一个令后世叹为观止的艺术创造是简帛，这幅战国子弹库楚墓缯书（复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其原件收藏于美国。帛书中13行文字的为《天象》，记录的是彗星等天象灾异；8行的为《四时》，记录的关于伏羲、炎帝等的上古传说，以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四周的12神图则与《月忌》中记录的12个月宜忌一致。

此外，在战国子弹库中还出土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两张帛画战国人物龙凤帛画（复制）和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复制），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同时，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中人物的刻画则被誉为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197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了一套两枚的《长沙楚墓人物帛画》特种邮票，足见这两幅帛画在国宝级文物中的地位。

长沙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楚汉名城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而屈贾之乡的文化赞誉则与两位文化名人密切相关，其中较早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屈原主张举贤授能，却因楚怀王听信谗言，而被诽谤排挤，流放至南楚境内，最后因悲愤在汨罗投江而死，这首《怀沙》就是屈原的绝笔之作。楚国百姓为了悼念屈原，将他去世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并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等风俗，屈原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