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首邑——三国至清朝前期（第三展厅）

大家好！我们即将参观的第三展厅讲述了长沙从东汉末期，至清朝前期所经历的历史故事。

东汉自汉章帝开始，又倾向于重用外戚，先后有窦氏（不是西汉文帝的窦漪房家族）、邓氏、阎氏、梁氏。导致大权旁落，为了制衡外戚，宦官势力逐渐成长起来，阎氏和梁氏家族就是被宦官灭掉的。然而宦官更加腐败，导致士大夫们联合外戚一起对抗宦官。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为了镇压起义，中央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结果却是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又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之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官职比太守还高，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也为日后的军阀割据埋下祸根。

公元189-192年，董卓之乱使汉献帝逃到洛阳，196年曹操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220年曹操病逝，曹丕即位，自立为皇帝，国号魏，自此进入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混战中的长沙

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响应袁绍率兵赴南阳讨董卓。

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叛荆州刺使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张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张怿为长沙太守。刘表击败张怿，南收零（陵）、桂（阳）二郡。

公元207年，荆州牧刘表命侄儿刘馨与中郎将黄忠共守长沙，统属长沙太守韩玄。

公元208年7月，曹操南征刘表，8月，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位，以荆州降，名义上长沙等郡都归曹操管理。12月孙权、刘备联军败曹军于赤壁后，刘备向朝廷上表，保举刘琦（刘表长子）为荆州刺史，并以他的名义夺取了荆南四郡（长沙及武陵、桂阳、零陵等郡皆降）。长沙太守韩玄、守将黄忠转效刘备。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办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赋税。

这段历史为《三国演义》增添了一段关羽战长沙的故事，也为长沙城天心阁的几条老巷子留下了一些拥有厚重历史韵味的名字。《三国演义》中说到韩玄见黄忠对关羽手下留情，以为其要反，所以拿下黄忠，准备军法处置。此时魏延赶到，救下黄忠，转头用刀指向韩玄，要取他性命，韩玄为保命只得逃跑。

韩玄慌不择路，向天心阁后方的“磨盘湾”逃跑。跑出巷口，韩玄发现前方有两条路。情急之中，韩玄想出一个绝妙的好招儿来迷惑魏延。他将自己一只脚上的靴子脱下，将靴尖朝南放置，光着一只脚往城北方向逃跑。魏延追到巷口，不见韩玄踪影，只见地上躺着一只靴子，聪明的魏延立刻明白了这是韩玄有意使的诡计，便不予理睬继续向北追去，这条小巷后来被命名为“南倒脱靴”。

韩玄继续逃跑，逃到大约臬后街（今解放西路）附近一小巷岔口时，又将自己另一只靴子脱下，将靴尖朝西向岔口放着，然后光脚继续向北逃跑，此地后来被命名为“西倒脱靴”。不过，这条街在城市建设中已经消失了。

魏延再一次识破了韩玄的伎俩，继续向北追杀，追到今天城北一处名叫六堆子的地方，韩玄终于躲不过，被魏延一刀夺命。那里原有一个大池塘，后人为了纪念这段传说留下了“赐闲湖”的街名。（原名刺韩湖，因长沙话‘韩’、‘闲’同音）。

关羽此时领大军趁机攻入城内，在今天心阁下的一块空坪内歇马，把马吊在这儿的一棵树上，自己则在一旁稍事休息。后来关羽吊马的地方成了街巷，得名“吊马庄”（该街也已经消失了）。

韩玄此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一位忠臣良将。他为了长沙城的百姓免遭战乱之苦，故而转投刘备，跟着刘备入蜀了。

公元209年，刘琦病死。随后，刘备被任命为荆州牧，选拔廖立为长沙太守。

公元209年，析临湘县东部地域置浏阳县。浏阳县名自此始。孙权授周瑜南郡太守，以浏阳、汉昌、州陵诸邑为周瑜俸邑。

公元210年，孙权分长沙郡部份地域置汉昌郡，浏阳县隶属汉昌郡。

公元214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备不许，孙权遂迳置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襄阳太守荡寇将军(三国时期先后有6任，分别是周慎、关羽、张嶷yí、张辽、张郃hé、程普)关羽尽逐之。孙权遣吕蒙率兵二万，进攻长沙及桂阳、零陵三郡，刘备遣兵御之。

公元215年，孙权命昭信中郎将吕岱继续攻占长沙三郡。时曹操兵入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乃与孙权和。以湘江为界，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吕岱兵镇长沙。

公元219年11月，孙权击败关羽，长沙郡地域尽入孙权。

是年，张仲景卒。有《伤寒论》一书传世。

公元231年，吴派张承为长沙西部都尉。置农官以发展农业。吕岱南征有功，拜镇南将军，仍屯长沙。

公元257年，吴析长沙郡东部都尉地置湘东郡，西部都尉地置衡阳郡（今望城、宁乡等县）。置新阳县（今宁乡）和湘西县（故城在岳簏山东南瓦官水下游）。长沙郡仍辖今长沙县、浏阳县等地。

公元268年，高僧竺法崇募资修建慧光明寺（唐初改名为簏山寺）。寺宇宏伟壮观，曾六度毁于战火。1944年毁于日军，今仅存山门和藏经阁。殿堂现已修复，殿内千手观音庄严慈祥。寺由山门、弥勒殿、大雄宝殿、观音阁、斋堂等主要建筑组成。山门作牌楼式，额书“古麓山寺”，藏经阁又名观音阁，阁前有古罗汉松二株，传为六朝所植，又名六朝松，成为麓山寺悠久历史的活见证。

走马楼三国吴简

1996年长沙市五一广场平和堂商厦建设区域（原走马楼）共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古井57口，在编号为第22号古井中，出土带文字三国吴简76000余枚，主要内容为三国孙吴政权长沙郡和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档案，包括赋税、户籍、司法、往来文书等,涉及社会、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长沙吴简是二十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极大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见证了孙吴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长沙郡的管理和经营，对研究孙吴长沙郡、吴国的历史乃至中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登人三千或一万”(登人即将人口数量登记在册)表明，早在商代，我国就有人口统计的历史。西周时设有专门官员,对达到一定年龄的人口按性别进行登记,并定期调查核实。据《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曾“料(即计数,核计)民于太原”,这是西周政府为掌握民众情况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调查行动。到了战国时期，逐渐从户籍管理手段过渡到户籍制度，如商鞅变法时,将以五家为单位编造户籍的管理与邻里什伍连坐制结合起来。鲁、齐、卫吴、越等国则“社之户口,书于版图”，采用了以二十五家为一社的“书社”制度。

公元前216年,也就是秦统后的第五年,“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有田的黔首(平民)向官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户籍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和强化。汉承秦制,将户籍的编制和管理纳入了法治的轨道（西汉废除了什伍连坐律法）。汉代户籍制度相当完备,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九章律》中的户律一章,详细规定了汉代户籍制度：“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从而在基层建立起严密的居民组织。乡设三老（古代掌教化的乡官）,县设户曹,专门负责户籍的管理和人口的统计。户口登记的内容包括户主、户内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土地、房屋、财产等情况,并以此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凡登记在国家户籍上的人口统称为“编户民”，也称“编户齐民”（秦时称“百姓”、“民”、“庶民”、“黔首”）,不得随意迁徙,否则将被视为“亡命”,并受到严惩。出游之人必须持“符”,符上记载本人姓名、职务、籍贯以及身高、肤色等特征,以备查验。每户根据资财多少又分为“细民”或“小家”（三万钱以下）、“中家”（十金以下约十万钱）、“大家”三个等级。

户籍制度为政府征发赋役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是政府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因而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

三国时期，吴国的户籍制度基本继承了汉代。根据汉制，每年都有一次户籍核查登记。《嘉禾吏民田家莂》中体现了吴国的一些特色。

1、用“丘”代替“里”。据统计，嘉禾4年的《吏民田家莂》中出现了70多个丘名，嘉禾5年的又增加了70多个。

2、出现许多妇女户主，且多以“妾”为名。战争的原因，男子多被征兵，战死或残疾。所以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就落在妇女身上了。文中以“大女”某“妾”身份租佃官府土地的就有79户。

3、中原大多数的姓氏都在长沙出现。从《吏民田家莂》中收集到的姓氏有104个（均为单姓，这一点比较特别）。姓氏的多样性和庞杂性不仅证明中原人士南迁的事实，还证实了长沙地区在三国时期社会交往的频繁，不再是《史记》、《汉书》中所说的“地广人稀”。

4、根据耕种田土的类型和收成情况来征收税米。比如分“火种田”和“二年常限田”（水田），前者产量低，税也较低。另外根据收灾情况分“熟田”、“旱田”、“旱败不收田”，"熟田"税最高，后两者减免。每个佃户要缴纳的税有米、布、钱三种，一种不足的可以用其他的来抵。折算标准大约为 :1尺布=0.05斛米,1钱=0.000625斛米。

5、从耕牛的记录，“火种田”、“二年常限田”的租赁记录和税收来看，长沙以种植水稻的“水田”为主。

赐民爵制度

给百姓赐于爵位的举措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周礼的熏陶下，爵位等同于官位，与个人资产的多少息息相关。所以赐爵无疑可以极大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商鞅辅佐秦孝公时，就在变法中规定，士兵在战场上凡斩下敌人一个首级，便可获爵一级。除了奖励军功外，向国家交纳大量谷物者也在赐爵之列。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的爵位共20级，依次为：公士、上造、簪袅（zān niǎo）、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

最初，1到4级都是赐给士卒，从第5级大夫到第9级五大夫都是军吏。第10级左庶长到18级大庶长，位比九卿中的军将。第19级和20级为列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限军功，只要是利国的功劳，甚至国家重大的祭祀活动、事件、祥兆等都可赐爵。对象也扩大到所有百姓、官员。爵位和官位也剥离开来，爵位的高低等同于社会地位的尊与卑，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这样一来，有爵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比如，汉文帝即位时曾下过赐爵诏文：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就是说，皇帝即位，天下之事开启一轮新的生活。所以赦免罪犯，所有满15岁的编户民增加一级爵位，所有女子以百户为单位（即一里）赐以牛肉和酒，大家可以聚集起来举行祭祀或宴饮活动5日。类似这样的赐爵诏令，西汉、东汉约400年间，有近200次之多。所以，我们在吴简上常常看到租赁登记表上的佃户拥有爵位。不过普通老百姓（吏民）的爵位不能超过第8级公乘。已经到达公乘的，如果再获得加爵名额，（东汉时期的诏书规定）将爵位分给自己的儿子或兄弟或侄子。

赐民爵与卖爵位（又称为鬻yù爵）不同，它并不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相反，它还可以加强中央与地方，皇权与民权的联系。在周礼中，一个家族中的秩序采用最自然的方式——嫡、庶加年龄来区分，这些都是先天注定不可改变的。人们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爵位是国家认可的资历证书，拥有诸多实惠。由于赐爵的对象是所有满15岁的男子，所以，一个家族内部原有的长幼顺序并没有改变，但因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显得比原来尊贵。从另一个角度看，百姓得到这样的荣耀都要归功于皇帝，于是皇权深入到了家庭内部。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爵位，顺从各项规章制度，缴纳赋税，进一步保障了国家的稳定。

不过，自秦始皇开始就有卖爵的恶习。嬴政称皇帝的第四年，因蝗虫成灾，秦始皇下诏向天下公开出售爵位：凡百姓缴粟千石，可拜爵一级。有句话叫百代都行秦政法，卖官这种恶例也照搬不误。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打了40多年的仗，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文景二帝留下的钱所剩无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公开出售爵位，允许买官和以钱赎罪。东汉时期，桓灵二帝更是为了一己之私，公开出卖官职。汉灵帝即位后，卖官行为变本加厉，专门设置了卖官的部门，有固定价格，也有竞标的，时间长达七年之久。所以，东汉末年，爵位泛滥，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优惠政策了，形同虚设。

三国时期，长沙百姓中的爵位只剩下“公乘”这一种，其他1到7级都没有在吴简中发现。而且，这些获得“公乘”爵位的不乏未成年者，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是妇女。可见吴国赐民爵次数之泛滥，时间之长久。

司法文书

司法文书，常为杉木制作的木牍。内容主要记录了孙吴嘉禾时期的户籍审核、民事诉讼、经济审判等案件。

“许迪案牍”是吴长沙郡临湘县一位叫潘琬的官吏对仓吏许迪犯罪行为核实的上报文书。文书中记载，仓吏许迪盗用了官府的112斛6斗8升盐米，被当时值班的官吏廖某发现。在给都尉的供词中，许迪否认自己曾盗用盐米。嘉禾四年（235年）十一月七日，长沙郡督邮二次下书，要求彻查许迪贪污案，负责对许迪案件进行拷问核实的人正是文书的呈报者潘琬及赵谭、烝若、李珠等4人。核查的结果表明，许迪确实盗用了官府的盐米，并非冤枉。

与这桩案子相关的共有800多枚简牍，说明在当时一定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许迪监守自盗的盐米属于军饷，而且数量巨大，按1斛120斤近似计算，也超过了1万3千斤。其次，许迪自称是“淕口”仓吏，很可能对应其他文献中的“陆口”，如果成立，那么这里正是吴国重要的军事重镇，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东吴军事首领先后在此屯兵。嘉禾三年（234年）庐陵郡李桓、罗厉等起兵叛乱，吕岱就是从陆口出兵去镇压。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危机四伏的时刻，许迪仍然顶风作案，立马成了需要严肃处理的典型。

西晋（公元265年-316年)和北朝（公元386年—581年）

公元265年，魏国大臣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晋朝皇族的源头为河内司马氏，在曹魏时代已世代为官。其中司马懿特别有政治及军事才略，在曹魏后期抵御蜀汉北伐及平定辽东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魏国重臣。239年魏明帝去世，司马懿与曹爽受遗共同辅政，但之后司马懿被曹爽架空。249年发生高平陵事变，司马懿重夺政权，至此司马氏开始专政。

263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及诸葛绪率军伐蜀，刘禅不敌投降，蜀汉灭亡。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于265年篡位，曹魏灭亡。司马炎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279年，司马炎采纳王濬、杜预的建议伐吴。当时的孙吴局势混乱，吴帝孙皓不修内政又穷极奢侈。为了平定270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的叛乱，就花了9年时间。274年，陆抗去世，吴国军事实力大减。280年伐吴大军逼近建业，孙皓投降，孙吴灭亡，西晋成功统一天下。

司马炎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繁荣景象。故《晋书》上称：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八王之乱

可惜好景不长，奢侈之风越吹越烈，加之大量游牧部落内迁（到西晋时关中和凉州的外族已占当地人口一半），于是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导致291年3月爆发了“八王之乱”。当时的长沙王司马乂yì也参与其中。司马乂身高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超绝常人，虚心谦让贤士，很有名望声誉。在争夺皇权的斗争中，杀掉专权的齐王司马冏，却在与成都王司马颖的博弈中被东海王司马越出卖，烧死在金墉城，年仅二十八岁。

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打败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结束。

五胡乱华

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jié、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八王之乱，使西晋的国力日渐衰落，加上司马氏统治期间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尤为残酷，使各少数民族“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于是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大致可以划分为3股势力：野心勃勃的匈奴、西晋盟友鲜卑和愤怒的羌、羯、氐。公元304年，匈奴族的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方山县境内的南村）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国号为汉。建元二年（316年）弑兄上位的刘聪（改国号为赵，故称汉赵，又称前赵）攻占长安城，晋愍帝出降，被送至平阳。西晋正式灭亡。319年羯族首领石勒建立后赵，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前赵、后赵所占据。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在北方和西南先后建立20多个国家，其中有包括前赵、后赵在内的16个国家实力强劲，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他们相互征战，争夺霸权，直到439年北魏灭掉北燕统一北方，从316年西晋灭亡算起，少数民族之间打了100多年的仗，史称“五胡乱华”。而北魏的建立也宣告进入“北朝”时期（386年—581年），经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共5个朝代。

东晋（公元317年—420年）和南朝（公元420年—589年）

八王之乱后，原本留守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的琅邪王司马睿（原本是东海王司马越的部下）迁至江东建邺（南京市区西南部）保存了西晋的部分军事实力。西晋灭亡后的第二年（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318年称帝。不过，东晋是依靠门阀士族的支持才建立起来的王朝，所以皇室与门阀士族之间、北方流亡士族与南方土著士族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初期，在借助琅琊王氏的调和下得以偏安，政局还算平稳。但王、谢、庾、桓四大顶级门阀士族势力的平衡非常脆弱，经过王敦之乱、淝水之战、五斗米道孙卢之乱、桓huán玄之乱，平衡被打破，各大士族逐渐衰落。北府军将领出身的刘裕脱颖而出，屡建战功，公元420年，代晋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史称刘宋或南朝宋(420－479年)。

南朝共4个时期，除宋外，还有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这4个时期均有任命长沙王。宋时，封刘道怜为长沙王。齐时，追封萧晃为长沙威王。梁时，追封萧懿为长沙宣武王。陈时，封陈叔坚为长沙王。

湖南民族结构由楚转汉雏形的形成

从东晋开始，北方连年战乱，大批流民南迁，为了社会稳定，陆续设置了侨郡、侨县来安置这些流民。比如，为安顿原河南平氏县一带的义阳郡流民，就在湖南安乡、澧县设置南义阳侨郡，下辖厥西、平氏二侨县。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南朝宋顺帝昇明三年（479年），南义阳侨郡共计1607户，9741人。根据《晋书·杜弢》记载，长沙地区主要是巴蜀流民。当时的荆州刺史荀眺为防流民造反“欲尽诛流人”，结果适得其反，引发了达数年之久的巴蜀流民起义，波及湖南全境，最后为陶侃所镇压。

南北朝时，长沙地区仍有北方和中原人口涌来，南朝宋元元徽二年（474年），湘州刺史王僧虔为安置巴峡流民，上表割罗县、益阳、湘西三县部分地置一新县，名湘阴。此外，萧梁王朝的第一任湘州刺史杨公奉行“轻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流落四方的百姓纷纷归来，湘州从此“户口充复”，社会又安定下来。之后，又在益阳县（今属沅江县）内置药山郡和药山、重华二县，于湘阴县置罗州安置北方的汉族流民。迁入湖南的北方汉民族与当地原土著的汉民族逐渐完成了新的融合，增加了湖南境内汉民族的人口，源于楚人的土著汉民族成分所占比例进一步减少，于是汉民族中湖南人的雏形形成。

随着大批流民南迁，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带入湖南，比如湘阴窑的瓷器。从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上看，湘阴窑最早是烧青瓷，时间不低于公元143年（东汉顺帝，出土了“汉安二年”字样的青瓷残片）。汉末、两晋时期，以菱形方格纹为主，并出现了连珠形点彩等装饰手法。南朝时以莲花为主要装饰，并逐步向釉下彩发展。而且许多出土的碗、盘、洗等都没有支烧痕迹，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匣缽，成品率大大提高。当地有句民谣：“湘阴有个万窑窝，要进城门过窑坡。”可见其规模之大。陆羽在《茶经·茶之器》中也赞赏：“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湘阴属岳州，所以陆羽称之为岳州窑。

战乱使得经济发展缓慢，即使是贵族阶层也已经用不起玉器这样奢侈的陪葬品了，而长沙盛产滑石，滑石的手感和玉接近，所以，滑石作为一种替代品被广泛使用。

道教文化深入民间

买地券是一种有文字内容的随葬明器，最早出现于东汉。徐福买地券于1977年夏在湖南长沙麻林桥一座砖室墓中发现。文中的内容除了写明时间、墓主姓名、职官、郡望、买地情况外，还要注明冥府官吏或地下神仙作为见证人，以道教大神名义请神保护墓主人对墓地、阴宅的合法权益等等。

东汉末年以后，盗墓之风猖獗，所以盛行“薄葬”，买地券通过文字的方式虚构了一个冥府世界，并模仿现实社会建立的各种管理秩序。地下世界律法制度体系完善，且承认和保护土地买卖以及私有财产，生动的反应了人们期望的理想世界。

隋唐代的潭州

公元589年隋将庞晖南攻湘州，岳阳王湘州刺史陈叔慎置酒会文武僚吏，刑牲结盟，诈献降书与庞晖，晖如约入临湘城，叔慎埋伏兵于大厅，缚庞晖及随从皆斩之，招合士卒五千人坚守。隋遣薛胄为湘州刺史，兵至鹅羊山，叔慎出兵拒之，大败。隋军乘胜入城，生擒十八岁的陈叔慎，斩于汉口。

同年，改长沙郡为潭州。改临湘县为长沙县，为长沙县名开始。撤新康县并入益阳县。

公元602年隋文帝颁舍利（佛祖骨灰）于诸州，诏令全国53座名山建舍利塔。岳簏山清风峡南侧舍利塔于同年建成，高３米，花岗石结构，收藏佛祖骨灰（舍利）。塔前碑正面刻“隋舍利塔”，北面刻“共建菩提”（今塔尚存）。长沙城湘江西岸（今长沙河溁湾镇）建道林寺。

公元607年炀帝并省诸州，改州为郡，潭州改为长沙郡。撤浏阳、醴陵二县并入长沙县。

唐代时，又改长沙郡为潭州。潭州辖长沙、衡山、醴陵(武德四年分长沙县立)、湘乡(《新唐书·地理志》谓武德四年析衡山县置)、益阳、新康(武德四年析益阳设，七年又并入益阳)等六县。长沙县为州治。

唐代时，国力空前强大，墓葬中的陪葬品也非常精细。

1987年年初,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中南工业大学小区桃花岭建筑工地发现一座大型唐墓。此墓出土了各类珍贵的文物有50多件，主要以金银器、瓷器、铜器为主。

唐时的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汉式镜，不仅仅是圆形的，还创造出各种花镜，而且镜身比较厚，比如葵花口、方形等。“唐星宿八卦纹铜方镜”是别开生面的方形铜镜。这件铜镜形体大气厚重，饰有八卦纹、福禄寿纹和二十八星宿纹，十分罕见，为研究唐代天文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茶文化在唐朝也是空前繁荣，无论上层贵族还是民间百姓，饮茶之风都大为流行，因而有“茶兴于唐”之说。

中国在唐代以前的南朝时期，就形成了饮茶的风气，不过仅流行于西蜀和江南地区，而且在当时的饮食器皿中，尚未明确分化出专用的茶具来。直到中唐时，饮茶之风在全国推广，专用茶具应运而生。

与现代不同的是，古代茶叶大都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饮用时还要加少量盐花，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唐代流行煎茶或煮茶，煮水时讲究“三沸”。当水煮到初沸时，冒出如鱼目一样大小的气泡，稍有微声，为一沸；继而沿着茶壶壶底边缘连珠不断往上冒出气泡，为二沸；最后壶水面整个沸腾起来，如波浪翻滚，为三沸。

青釉瓷碗搭配绿茶十分精美，茶香四溢，赏心悦目，这一时期的茶碗也开始配有茶托。茶托的出现，跟兴起于唐代的“斗茶”不无关系。“斗茶”是当时贵族或富足阶层人们的一种雅玩，宋代时最为讲究。斗茶品以茶“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一斗汤色，二斗水痕。

汤色比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汤色能反映茶的采制技艺，茶汤纯白，表明采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色偏青，说明蒸茶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茶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说明烘焙过了火候。

汤花比持续时间长短。先将茶饼烤炙碾细，然后烧水煎煮。如果研碾细腻，点茶、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点茶，指把适量的开水倒入茶盏中，把茶叶末调成膏状。然后一点一点的加水。加水的同时，用茶筅xiǎn（细竹条做的将茶末与水充分交融在一起的工具）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如果技术不好，汤花不能咬盏，或者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了。水痕出现的越晚，胜算越大。

从茶道中又引申出两种“礼”：客人来了“点茶”，客人要走就“点汤”，《萍州可谈》中说：“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凉或温，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饮汤是主人待客的最后一道节目，呼“点汤”遂成为逐客的婉辞。

人文荟萃

怀素（737-799，一说725-785），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他们是中国草书史上的两座高峰。李白在他的《草书歌行》中是这样夸他的：“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怀素虽然是个僧人，但又不拘于寺院的清规。他十分喜欢饮酒，酒醉兴发，就在墙壁上、衣服上、器具上书写。他说：“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因此，人们称他为“醉僧”。第一厅里有一个捧在手心的“长沙”二字，就出于他的字体。

盛行佛教

公元前1200年，雅利安人以武力征服了古印度的西北部（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殷商武丁时期，妇好王后带领军队击败了来袭的雅利安人），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婆罗门教。它的部分思想相当先进，所以一方面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另一方面伴随着奴隶主王权争霸的战争活动，逐渐向东部传播，在当时引起了“百家争鸣”的效果。公元前6-5世纪的迦毗pí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将沙门和婆罗门教（现在的印度教前身）思想吸收兼并到佛教中，并使其发展壮大，影响甚广，被后人尊称为释迦摩尼佛。

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是印度佛教的黄金期，成为印度国教，得到极大发展，并开始向外传播，持续数个世纪。向中国传播的路径大致有三条：南传、北传和藏传。南传佛教（又名上座部佛教，反对者称之“小乘佛教”）影响的范围主要是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傣族地区；北传佛教（大乘佛教）主要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藏传佛教主要影响中国西藏、内蒙古、蒙古、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等。

北传佛教进入中国，最早是在西汉哀帝（公元前2年）。大月氏首领派伊存到洛阳传布大乘佛教，而朝廷派博士弟子景卢去学习，从此佛教在我国有了合法地位。东汉，随着少数民族内迁的大潮，印度、大月氏、安息等国来传布佛教的僧人也越来越多，汉明帝也派出外交使臣出使西域，公元67年，两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东都洛阳。次年，中原第一座寺院得以兴建。为纪念二位高增用白马驮经，历经辛苦来到中国，故取名"白马寺"。不过当时的中国人是禁止出家的。直到公元250年（三国时期），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人朱士行登上白马寺戒坛受戒，成为中国第一位汉族僧人，法号八戒（^_^）。他也是我国第一位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西至于阗tián国，今新疆和田）。东晋时期的法显法师是我国第一位去到天竺（古印度）取经的僧人。

玄奘更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取经人。

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全国佛教大兴，禅宗在江西、湖南两地得到迅速发展，道林寺、密印寺等一大批佛寺的兴建是这一时期潭州佛教极盛的见证。

长沙窑，唐风妙彩

湘阴窑（岳州窑）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在唐代安史之乱时期（8世纪后半期）首先采用素胎上施块状青釉、或青釉上施块状褐彩的装饰手法，发展出了釉下彩瓷。长沙窑在其基础上继续研究，从一彩发展为二彩、三彩，形成了长沙窑独具特色的釉下彩装饰工艺。当时北方战乱，交通不畅，海上运输逐渐兴盛起来，极大的促进了长沙陶瓷产品的外销。

公元855年，长沙县铜窑烧制出釉下彩飞鸟瓷壶（先藏湖南省博物馆），釉下彩工艺进入盛期。形成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新格局。

长沙窑产品的特征是：胎体疏松，胎呈灰白色或灰青色，少量黄褐色和微带红色。胎体内含杂质，为了让器面平整、釉面光滑，施釉之前先加一层化妆土（更加细腻色纯的胎土），但是这样一来，胎釉烧结紧密度不够，会有剥釉、细开片的情况。

疏松的胎质，使得施上的釉彩就像在宣纸上画国画一样，产生漂亮的晕彩（如青釉褐彩冰裂纹瓷壶）。

另一个特点，就是开创了在瓷器上写字、题诗的先河。“陈家美春酒”瓷壶上的字是一则广告，表明了打广告的是“陈家”，卖的是“美春酒”。客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时候，不经意的一瞥，广告词就印在心中，真是宣传的好手段啊。“羊申跪乳之志”瓷壶是以“孝”为主题的题记。

中国人喜欢红色，在瓷器上也一直尝试能烧出红色，但这个愿望多年都未能实现。到了唐代，长沙窑的窑工们首先发现用铜来作红色釉的着色剂。长沙窑窑场是建在斜坡上的龙窑，当地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在火膛口一烧，热浪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风的拉力使窑里出现段落性真空，升温快又使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闷闭的熏烟环境中氧气供应不足，长沙窑器中的氧化铜便被还原成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

铜红彩的烧制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即使在现在的景德镇，也流传着“要想穷就烧红”的民谚，所以长沙窑中也只是偶尔成功，数量极少。

长沙窑人物画题材器物非常少见，展柜中这件“竹林七贤”诗词瓷罐堪称长沙窑人物画题材的精品。

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代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汉朝的制度中就有规定，根据礼制，只有在朝廷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聚众饮酒。可是这7人不拘礼法，偷偷在竹林里（此说尚有争议）聚集喝酒、唱歌，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地表达对司马朝廷的不满。他们出身名门，满腹经纶，受人尊敬，却不愿为国效力，反而在背后说坏话，这对于执政者来说是个极大的隐患，所以在嵇康（广陵散作者）遇害后，各散西东。除阮籍、刘伶外，其他人最终还是投靠了司马朝廷。

瓷罐腹部彩绘的两人，左侧那位表情不羁，两宽袖均向左侧飘逸，为“七贤”中的阮籍。右侧为“七贤”中的王戎。阮籍是位少年才俊，8岁能写文章、懂音律，文武兼修，尤其酷爱儒家诗书。曹家与司马家争夺帝位的政治动乱，让他对现实失望，也深感生命无常。根据《论语·微子篇》孔子的处世哲学，“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所以一辈子不出仕。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与阮籍交好。他二人相对而视，仿佛正在交谈。而在瓷罐的另一边写着一首诗，诗文对仗工整押韵，正切合“竹林七贤”酣酒畅饮的主题。诗文右侧有款“七贤第一祖（组）”，由此可见此罐应是一组定制产品中的一件，今日已是仅存之孤品，更显珍贵。

长沙窑创造性地首次将诗歌植入瓷器装饰中，极大地提升了瓷器的观赏、审美、教化价值。目前已发现并释读的瓷铭诗中有8首出自《全唐诗》。长沙窑诗歌与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首诗原为唐代诗人刘长卿被贬时所写的《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表达了作者的悲愤愁苦之情。

看着鸟儿在平旷的原野上飞翔有近有远，就感到人也一样，随流水各奔东西。愿白云能捎上我的思念飘到千里万里之外，愿明月能载着我的愁思，沿着小溪流走，将它们带到我的友人身边。全诗景中含情，笔致清婉，结句虽含慰藉，意实深悲，伤感之情，寄于言外。

长沙窑模印贴花工艺最具特色，其内容丰富多彩，造型细腻入微，有人物、动物、植物、花鸟等，其中包含有“洋”味十足的西亚文化元素，各具形态的贴花造型将长沙窑瓷器生产装饰更规模化和效率化。

模印贴花是用瓷泥反复揉搓至软硬适中，然后放入印模中按压，完全吻合后小心取出，用泥浆粘附在瓷器醒目的位置。

酱油双鱼瓷壶是仿青铜器的制品，造型由两条鱼组合而成，两侧有穿绳的纽，可以背。在当时，这种酒壶被称为“榼”kē，白居易的《家园三绝》“篱下先生时得醉，瓮间吏部暂偷闲。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提到的双鱼榼就是这种造型的瓷壶。

因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长沙窑产品包罗万象，除了传统的壶、碟、碗、枕之外，还有佛家造像、生活用具、文房用品、儿童玩具等等。即便是传统器物，在纹饰和造型上也有突破。

尤其是儿童玩具是别开蹊径，独树一帜。采用捏刻塑雕与模制相结合，大量生产各类动物形象玩具，栩栩如生。

水路运输的便利使得长沙窑产品行销大江南北。特别是沿江的城市和出海口附近。

9世纪后期的晚唐，因北方持续战乱，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被日益阻断，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长沙窑在大唐文化容纳万有的景下，创造性地生产适销亚非地区产品，凭借石渚（长沙的铜官镇）天然的港口，通过两条航线，足迹遍布亚、非两洲，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大宗商品。

一条航线从广州出口，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另一条航线，从明州（宁波）东至新罗（朝鲜）和日本。沿着这两条海运航线的各国和地区均出土了大量中国唐代瓷器。

2010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万达广场片区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在此区域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码头遗址等重要遗迹，为研究长沙古城的商贸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这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码头遗址中的码头木，它走过千年时光，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长沙窑的兴衰史。

马楚王国

唐末，武安军节度使马殷统一湖南，建立封建割据政权楚国（896—951年），都潭州。马楚王国共传六代，历56年，是湖南历史上唯一以长沙为中心建立的封建王朝。马楚政权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中原等措施，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长沙城市得到了极大拓展，为两宋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代十国指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和南方和河东地区的十个封建割据政权。从五十代国形势图可以看到马楚王国全盛时，管辖区域共24州，就是今湖南省全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贵州省东部和广东省北部。

马楚政权养士息民，发展农商，潭州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商贸都市。马楚政权后期奢侈骄逸，大兴土木，宫殿、楼台、佛寺等园林建筑蓬勃发展，潭州城得到了极大拓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繁盛的都城之一。

《楚王马殷纪功碑帖》是1920年拆除长沙浏阳门城墙时出土，碑帖现存湖南省图书馆。马殷统治时期，社会稳定，国库殷实，湖南经济得以发展和繁荣。此碑文颂扬了马殷的历史功绩，是研究马楚王国的珍贵资料。

马希范继位（932年8月）后，又在附近大兴土木，旁垒紫微山，北开碧浪湖，使开福寺一带成为著名的风景胜地，有内外16景。明代文人李冕曾题诗《开福寺》赞曰：“最爱招提景，天然入画屏。水光含镜碧，山色拥螺青。抱子猿归洞，冲云鹤下汀。从容坐来久，花落满闲庭”。

唐末全国正值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之际，土家族的“溪州蛮酋”亦相继而起，分据其地，自署刺史。彭士愁就是这个时期割据自雄的。随着实力的增强，多次骚扰楚境，抢人劫财。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爆发。940年楚王马希范（第三代）与彭士愁罢兵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今永顺会溪坪酉水河岸。盟约规定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各自所辖地域互不进犯等。溪州结盟化解了民族纷争，开创了湘西溪州八百年土司王朝的统治。

这里有个问题，一个战败国如何得以自保，相安无事？对于溪州之战的起因和结局，学术界认为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现在的一种说法是，彭士愁战败后，派了智勇双全又善口才的次子彭师杲gǎo去谈判，他首先呈递了投降书、饮血酒，展现诚意，然后列出周文王讨伐崇虎的故事和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再次强调自己臣服，归顺的意愿。所以，楚王不仅没有追究以前的过错，反而与之立盟约，不收税，不服兵役等等。

马楚政权利用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国家的商业贸易，使马楚呈现出国富民强的社会局面，潭州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商贸城市。

为了发展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沿用唐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钱铸造铅、铁钱币在境内流通。由于铅铁钱币笨重，携带不便，就只能把这些钱币换成湖南本地货物运出去，因此促进了湖南地区的出口贸易，刺激了生产，增强了财力。

马楚国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在“龟塘”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能溉田万顷。“龟塘”也就是现在的圭塘。

茶税为马楚主要税收来源。为促进茶叶的生产与贸易，马殷采纳高郁建议，在汴、郢、复等州设置回图务（相当于商行），运茶于中原地区，换取纺织品、战马，获利“岁百万计”。马楚茶马互市的开辟，使长沙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万里茶路的重要起点。

五代时期瓷器的胎釉、器型、纹饰等都与唐代风格有着继承和变革的血脉联系。唐到五代，笨拙粗重的造型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精巧优美的新型产品，丰富多样，风格鲜明，具有新的时代的特征，在工艺方面也更为成熟。唐代的雍容浑厚，五代的优美秀致，各具特色，而又都表现着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

两宋时期，潇湘洙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江南的确立，潭州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潭州政局相对稳定，农业、手工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成为中部地区的商业都会。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备，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潭州书院兴盛，群贤汇集，人文兴发，学术昌盛，成为“湘学中心”，同时，湖湘学派的形成，也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两宋时期，潭州是湖湘地区政治军事重镇，其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两宋统治者加强了对潭州的统治，一大批名吏贤臣治理潭州，潭州社会获得了极大发展，为长沙明清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宋时期，潭州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格局（四至图）基本定型，整个城市负山面江，蔚为壮观。潭州城虽在金、元南侵中屡遭战火，仍为“湖湘一大都会”。先后有李纲、岳飞、辛弃疾、朱熹、文天祥等重臣名将任职潭州，治理湖南，潭州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

两宋时期，城市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被取消，形成了开放式街巷的城市格局。考古工作者在坡子街、五一广场以及万达广场、九龙仓等建设工地，发现了宋代长沙城墙、排水实施、房基等遗迹，再现了两宋时期潭州城市的风貌。

芙蓉区东牌楼街原址搬迁过来的房基遗址，包括陶制的排水管道、涵渠。涵渠是较大的排水设施，它在挖好的沟渠上加盖三角形的模板，防止泥土下陷后，土块或杂物落入，堵塞沟渠。

这些涵渠、道路、排水管等城市基本设施体现了古人的高超智慧，同时水井的大量开凿又方便了生产和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右下角这个冰井，又叫冷藏室，也是较早的自然环保又经济实用的冰箱，所以，宋代人当时就能够在炎炎夏日享受各类清凉解暑的冷饮了。

两宋时期，潭州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商业贸易日趋繁荣，潭州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业都会.两宋潭州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的形成为明清时期长沙“江南商埠”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农业方面，宋朝鼓励垦荒，曲辕犁、龙骨车等生产技术的提高，优良稻种占城稻的传入，象牙占等新品种的培育，使湖南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和主要粮食供应基地。

潭州手工业也进一步发达，制茶业、茶器、丝织、制墨等都形成一定规模和特色优势，出现了雇佣制手工作坊，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极大加强。

春水玉，主要是传达玉器的柔和之美。以天鹅、湖泊、海东青这样的动植物来进行构图。海东青是满族最高图腾。中文名鹧应，即肃慎语（满语）“雄库鲁”，意为世界上飞得最高和最快的鸟，有“万鹰之神”的含义。传说中十万只神鹰才出一只“海东青”

秋山玉，主要是传达玉器的粗犷之美。多以山石、松柏、虎、鹿、豹这样的动植物来进行构图。

带钩的造型很别致，一条大龙背着一条小龙。寓意回头教子。

这八副木雕版画，展示的就是诗中所提及的“潇湘八景”，为湖南风景之冠，为历代文人学士所称颂。其中江天暮雪描绘的就是橘子洲白雪江天浑然一色的美景。

同时，宋代也是瓷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衡山窑是继长沙窑之后兴起的彩瓷窑。衡山窑粉地彩绘，是湖南特殊陶瓷产品。湖南本地瓷土不好，胎土发红，不利于生产高档产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在胎体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直接在粉地上进行大写意彩绘，风格奔放，随意，民窑风味十足。不过彩绘产品比例很少，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只占10%。我国文物鉴定委员会耿宝昌曾经高度评价：“凡是衡山窑彩绘瓷器，完整器，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是从来没有窑口有这么高的评价。

在中国传统婚嫁礼仪中，新婚“三金”沿袭自宋元时期，元镂空龙纹心形霞帔金坠就是“三金”当中的一件，双面镂空透雕，整体外形与香囊非常相似，两面中心的主体花纹都是双龙戏珠。霞帔金坠是配套古代女性服饰——霞帔上的一种装饰品，垂于霞帔下端。

宋“长命富贵”金钱是用黄金打制而成，轻薄如纸，中间有方形孔，外缘经过修剪，钱币上有“长命富贵”四字。这个钱币并无面值，专家考证认为是压身钱，放置在墓中为吉利或辟邪的一类物品。

两宋的钱币制度，也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其中年号钱最多，从北宋“太平通宝”到南宋“淳熙元宝”的300多年里，皇帝改元频繁，共铸造了49种年号钱。

湘学中心

宋代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备和发展，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潭州的书院兴盛，群贤汇集，学术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湖南“湘学中心”和南宋理学基地之一，誉为“潇湘洙泗”。

注：“潇湘洙泗”：湖湘大地是光大儒家伦理精义、传承孔孟儒家学脉的地方。“潇湘”是湖南境内的潇水和湘水，“洙泗”是山东曲阜的两条河,即洙水和泗水。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岳麓山脚创建岳麓书院，是宋代重要的理学宣扬地。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匾额。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其他3个分别是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睢阳南湖畔）、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山）、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另外，湖南衡阳石鼓山还有一座千年学府“石鼓书院”，因毁于日军战火，没有被选上。

另一个就是1161年，由南宋名相、抗金名将张浚、张栻父子在妙高峰兴建城南书院，对宋代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后来，书院因张栻和朱熹的讲学论道而声名远扬。

北宋晚期，潭洲仿太学行“三舍法”，形成潭洲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的官学系统，号称“潭洲三学”。岳麓书院成为潭州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北宋三次兴学，对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湖南的州、县学普及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

两宋时期，新儒学、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并风靡全国，因学术宗旨及地域学统相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理学南传后形成的以潭州为中心的地域性流派，传承自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

南宋初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和他的二儿子胡宏到湖南隐居，创办碧泉书院。张栻为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二十九岁时拜胡宏为师，主教岳麓书院七年，从学者达数千人，使湖湘学派成为南宋理学大宗，后代学者将其著作合辑为《南轩全集》。他与朱熹讲学论道达两月之久，后世学者称为“朱张会讲”，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更加趋于成熟，影响湖湘文化数百年发展。

随着理学的发展，人们也开始用其思想礼义来规范言行，在清《善化县志》提到“忠孝廉节”四字所包含的孝悌忠信、守节自重、廉洁自律、济世救民等思想被世代传承，现在岳麓书院内就立有此四字碑，大字行书，题款为“晦庵朱子书”，也就是朱熹。

明清府城

这个展厅主要是展现明清两朝长沙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成就。时间范围大致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8世纪末期的嘉庆年间。

城墙是一个城市的标志，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明洪武年间，长沙守御使邱广将年久失修、毁坏不堪的土夯旧城，改用砖石建筑，经过这次大修，长沙城“城用完固”。经清代咸丰三年大修之后，长沙“城池自是固若金汤矣。” 长沙城墙长一十四里，约8000余米。从这幅明代长沙府行政区域示意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长沙的规模。

墙上的这段文献，记载的就是当年邱广主持长沙城改建的情况。遗憾的是，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长沙城墙被拆除，仅余照片中天心阁城墙这一段，长沙城墙至此成为绝唱。

而这些遗留下来的洪武年间的长沙城墙砖与拓片，其侧面刻有负责烧造城砖的官员、职务和姓名。拓片则记载了当时善化县向府城提供城砖，完成修建工作的具体事宜。因此，我们能够推测当时明代长沙的城墙砖应该是由各县和州供应的。

明代长沙城除了完成砖石城墙的历史性改建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奢华的藩王府。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宋元不建藩屏、王室孤立的教训，参照汉晋南朝的制度，大封子弟，分藩就国，建立捍卫王室的宗藩。

先后有潭王、谷王、襄王和吉王及其子孙共4代12位藩王就藩长沙，共计195年，对捍卫王室和加强湖南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墙上呈现的是明代初年藩王分封图以及明代历代长沙藩王年表。下方这个明代吉藩九龙纽寿山石印，九条龙的规格与皇帝同级，体现了藩王较高的地位。

除此之外，明代藩王墓葬的出土物品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明代藩王陵园位于现在长沙南边的跳马镇，规模庞大，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寝之一。

吉简王朱见浚是明代长沙诸王中居国最久，也是唯一将王位传续了下来的一人。就藩伊始，他就对原有王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工役浩繁，财费巨万”，修建起一座宏大的吉王府。据记载，吉王府“广袤若干里”，有城门4座，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门外有一座五檄石坊，其上端正中刻着4个赫然人目的大宇：“藩屏王城”。4门都建有营房，居住甲士1769户以守护禁城。王城内有王殿承运殿和书院、祠庙、仓库，外有王府的长史司、仪卫司、审理所、纪善所等大大小小十数个官署，其宫阙台阁、亭榭池塘布满了长沙府城东北和北部的大片地方，以至“城内地方半属王府”。

明谷王朱橞，朱元璋第十九子。他以打开南京金川城门、投靠燕王朱棣有功，被徙封长沙。朱橞为人奸险凶毒，在长沙时更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最后竟然筹划谋反，被废。不过这样一个世人眼中的恶人，对他的乳母张妙寿却非常好，张妙寿比他早4年去世，朱橞冒着僭越的风险以藩王的葬仪厚葬她，甚至还陪葬了两名侍女。可见对这位乳母是多么的依恋。

喇嘛塔又称藏式塔或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特色建筑样式，这种塔在元代开始流行，明清时期继续发展，和喇嘛教在当时的盛行有关。覆钵内部中空，里面有一件木质经箱，内置数十册用金粉书写的道经及佛经，这一特殊现象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比较罕见，是当时佛道合流思想的具体体现。

诸王在封地有统兵之权，无治民之责，同时享有中央提供的各类财政支持，因此，当时的藩王家族在生活方面极尽奢华，最明显的就是修建了拥有八百余间房屋的吉王府。

除了王府宫殿，藩王府也深刻地影响了长沙城市的建设，至今仍有很多长沙老地名像东牌楼（藩王府东头，体仁门外的牌楼，据说牌楼上题有“仅此一人”四字）、西牌楼（藩王府西头，遵义门外的牌楼，牌楼上题有“万寿无疆”四字）、藩城堤（遵义门外的城墙兼有防洪作用，所以称藩城堤）、司门口、走马楼等都留有王府的印记。司门口是当时仪仗护卫司驻扎的地方（仪卫司衙门），而走马楼的由来则是由于吉王府东边有一处建筑群，高大宽阔，廊下可以扬鞭策马，因此得名“走马楼”。

巨大的柱础、铺路石印证了藩王府的宏大。

“吉府上用”的瓷碗款识表明该瓷器为明藩王家族所使用，龙纹琉璃瓦当、琉璃砖和板面也说明当时的藩王的建筑用度较高，以王公贵族自居。

湘省中枢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灾荒连年，最终于1644年被李自成所灭。长沙是南明王朝抗清的重要基地和主要战场，清顺治八年（1651年），湖南境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长沙成为清军与吴三桂叛军激烈争夺之地。

清代是长沙奠定湖南省会城市的重要时期。清康熙三年（1664年）设湖南右布政使司，偏沅巡抚移驻长沙。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诏谕两湖分闱，正式设立湖南布政司。次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湖广行省划分为湖南、湖北两省，湖南正式成为独立行省。长沙成为湖南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清代长沙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商埠，有“湖南熟，天下足”之美誉；文化兴盛，人才辈出，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盛况。

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两湖分治，湖南成为独立行省，管辖洞庭湖以西、以南和南岭以北的地区，成为一个有机的行政整体，长沙也成为湖南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明朝到清初，由于湖南属湖广布政使司，每逢科考之年，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赴考，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洞庭湖波涛险恶，致使许多家境贫寒的湖南士子无法赶考。清康熙年间，湖南巡抚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等人多次上疏，请求两湖分闱。闱，是科举时代对考场、试院的称谓，分闱就是指分设考场进行考试。

最终，朝廷于雍正元年（1723）正式诏谕“两湖分闱”，此后湖南科举与教育迅速发展，文化昌盛。

清代的长沙在经济上也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农业方面，更是享有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

其一，这与清政府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有关；

其二，自明代以来（洪武年间最多），因为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厮杀拉锯战，导致以湖广为主战场的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十室九空。所以为了巩固政权，重新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量的江西移民，为湖南地区的粮食种植，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明代“江西填湖广”迁徙路线图）；

其三，长沙自古“得舟楫之便”，“当七省之冲”,发达的水陆交通,为长沙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文献和水陆交通图），长沙也成为和九江（江西）、芜湖（安徽）、无锡（江苏）齐名的四大米市。

此外，湖南自古为产茶之地，明清两朝茶叶贸易中，以长沙府安化县所产“黑茶”和“红茶”为代表的湖南茶叶，通过官方的“茶马互市”以及商家私人贩运而行销海内外，长沙也是天下闻名的“四大茶市”之一。

稻米和茶叶贸易带动了长沙城的商贸经济发展，清代长沙成为江南的重要商业城市，各类商业经营中产生的诸多老字号品牌，是长沙经济富庶的生动写照。这里的南正街和坡子街两条商业街道上的老行当和老字号复原场景，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繁华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