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秦汉史（第二展厅）

大家好！现在将要进入的第二展厅是长沙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大汉王朝。

秦汉是华夏民族发展成汉民族的转型时期。湖南在楚国统治时期，作为主体居民的楚人已经融入华夏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加强了同中原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互动和融合，特别是秦汉王朝所实施的“大一统”政策，使原主体居民楚人，同南下的北方和中原华夏族人，以及部分土著“蛮夷”族居民进一步融合，促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汉民族的雏形形成。（摘自刘冰清的《论湖南人的形成》）

秦始皇的“大一统”

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嬴政便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同一时期，另外还修建了一条从咸阳到包头的“直道”，与驰道、长城一起被称为秦始皇两项规模巨大的国防建设工程）。据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和清康熙《永州府志》等方志记载，零陵县（今永州市）有“秦驰道”，其中一条向南直达湖南，“之（至）衡山”。贯穿湖南境内的驰道，经今之临湘、岳阳、长沙达衡阳。从衡阳入粤，又分为两条主要通道，一是出桂阳入粤北，为东线；一是出零陵入广西，为西线。零陵的“秦驰道”在“县东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加强了湖南同中央王朝的联系，不仅成为统一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加强了湖南汉民族与整个汉民族的紧密联系。

公元前223年，屠睢被拜为国尉，领50万大军出征，去完成秦始皇“戍五岭”的统一大业。《史记· 秦始皇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镡城”即今通道（怀化市最南端）、绥宁（邵阳市境内）、靖州（怀化市南部，湘、黔、桂交界地区，雕花蜜饯很有名气，是历代上贡朝廷的御品）等县地，为越城岭西麓；“九疑”即九嶷山，在今永州地区东南部，与都庞岭及萌诸岭相接。文中提到的“五军”，有两军驻扎于湖南境内。相比驰道的修建，“戍五岭”沟通和加强了两广、湖南同中原的联系，对湖南的影响更大。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嬴政第二次发兵：“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即征调大批流亡人口和商人等，去略取和开拓“南越”。期间，为了方便运输军饷还特别发兵修凿灵渠。

就长沙而言，据《资治通鉴》记载，秦王政(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设立长沙郡，为秦初全国36郡之一，郡治临湘县(“郡治”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城市)。当时临湘县包括今长沙、望城、浏阳及宁乡、醴陵、湘潭、株洲等地。临湘县治位于今长沙市城区，郡界约当今湖南湘资两水流域及相邻江西、两广地域。设长沙郡尉，统领长沙郡步兵，并出兵略取南越地。

秦统一天下后，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了经济的发展。规定以外圆内方的半两钱为全国通行的货币，这是我国最早的统一货币。

汉室长沙国

西汉（前206年－公元25年）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相当强盛、富饶的一个大帝国，公元前206年的二月，高祖刘邦分封诸侯，把楚国一分为四（西楚、衡山、临江、九江），长沙属临江国，并设武陵、桂阳、零陵3郡，下辖47县，属地在今湖南境内者36县。而衡山国在安徽境内，包括皖西、鄂东。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甲午，封临江为长沙国，徙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

吴氏家族对汉室忠诚，通过政治联姻加强与中央的联系，如妾女巽（zhuàn）来自丞相曹参家族、渔阳王后来自皇室；开国功臣轪侯利仓娶了长沙国临湘侯辛夷之女辛追，并担任长沙国丞相。吴氏长沙国也是汉初存续时间最长、唯一未被翦灭的异姓诸侯国。其疆域辽阔，“外接胡越”，是汉初维系中央王朝与南越国关系的重要纽带。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长沙王五传至靖王吴著逝世，无嫡嗣，废长沙国，共计49年。

汉景帝元年(前156)复置长沙国，二年(前155)三月甲寅，封庶子刘发为长沙定王。长沙有一个公交车站就叫“定王台”。相传，那里曾有一座高台，正是这位长沙定王，用每年从长安运回的泥土筑成。登台北望，寄托了他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刘氏长沙国延续七世，传八王，至孺子婴居摄二年(公元7年)，刘舜继长沙王位。公元8年，王莽篡汉，公元9年，废长沙(王)国，改名“填蛮郡”，共计164年。

自汉初始，汉高祖便广封诸王子建侯国。历代长沙王子受封侯国共计25个。其中封地在湖南境内的有沅陵（治今蓝溪口，沅水流域）、路陵（今溆浦县境）、昭陵（今邵东县地）、夫夷（今新宁县地）、都梁（今武冈县地，资水流域）、湘乡（今县地）、承阳（今衡阳市地）、钟武（今衡阳县地）、泉陵（今永州市地）、舂陵（今宁远县地）、攸舆（今攸县东攸溪南）、容陵（今攸县地）、茶陵（今茶陵县地）、便（治今永兴县，耒水流域）等，共14侯国。湖南的建制基本成型。

随着长沙国和郡、县、侯国的设置，以及军事布防的需要，长期屯驻重兵于长沙，大批官吏、将士和军卒不断进入湖南，还有随之而来的众多眷属、宗亲、仆隶、匠役等，这使湖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趋同性进一步增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即反映了西汉前期长沙国南部的驻军与人口分布，而这些军队大多是由北方汉人组成的，湖南汉民族的雏型得以形成。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沙国和桂阳、零陵、武陵三郡，总计户126858，口717449。这是湖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数。不过，西汉时期汉族在湖南境内居民中并未取得绝对优势。《汉书·两粤传》载南越王赵佗tuó曾称“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颜师古注：“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即汉代的长沙国（郡）地域内，“蛮夷”民族居民占了人口的一半。当时，湖南蛮族见于记载的就有武陵蛮、长沙蛮、桂阳蛮、零陵蛮等。

西汉官制

汉朝实行封建制和郡县制并行的地方政治体制。汉初，天下五十余郡，汉朝直辖的仅十五郡而已。中央的官制大多沿袭秦制，诸侯王国、侯国则效仿中央官制，但也有自己的特点。汉武帝为了加强君权，设立了大司马为首的内朝，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相对，这种内外分治的制度伴随着相权与皇权此消彼长的整个历史过程，在汉之后的历代王朝的政治体制演化中都有所体现。

在中央，皇帝的安全有三级保卫制来保障，第一级以郎中令（光禄勋）为首的贴身侍卫；第二级是以卫尉为首的皇宫保卫军——南军；第三级是以中尉（汉武帝更名执金吾）为首的京师及三辅保卫军——北军。谁掌握他们谁就控制了皇权。比如秦时的赵高，就是郎中令，并出演“指鹿为马”的闹剧。汉初吕后篡权，就是命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汉文帝以藩王身份入主中央，也要拜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其中郎中令的职务是“掌宫殿掖门户”，汉武帝又增设期门、羽林，扩大了贴身侍卫的队伍。卫尉的副手是丞，属官有公车司马、旅贲bēn、卫士三令、丞。公车司马的职务是掌管司马门，宫中巡查及总领传达、征召事宜。所谓司马门就是指皇宫的外大门，出入皇宫的必经之路。卫士是皇宫卫队主力，人数最多。北军是京师实力最雄厚的军队，人数也最多，武帝时增设八校尉：中垒校尉、步兵校尉两个步兵团；屯骑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四个骑兵团；射声校尉一个弩矢兵团；虎贲校尉一个轻车团。这是一只以骑兵为主的多兵种，拥有联合作战能力的综合兵团，不仅可以保卫京师，还可以对外远征。

诸侯国的官制在不同时期，随着皇权的集中而略有不同。高祖时，诸侯王金玺绿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通典·职官典》： “汉朝唯置丞相，其御史大夫，皆自置之”。

孝惠元年，王国所辖诸郡太守的任免权力收归朝廷。景帝则彻底剥夺了诸侯王对封国的行政权力。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汉武帝时，诸如郎中令、太仆等诸侯王的王宫官员的任免权也收归中央，并颁布《左官律》，规定在王宫任职的官员不得出任中央官员。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废诸侯王内史，以相治民。这时的相其实与郡太守没有区别（此时的王国的辖区大小也就相当于一个郡），仅仅是品秩为真二千石，高于郡太守而已。到此为止，诸侯王仅仅保留了通过汉朝派遣的官员征收租税供自己享用的权利。

长沙国，因为担负着牵制南越，守护南大门的职责，所以长期屯有重兵，设都尉、丞相等职。展柜中就有长沙司马、长沙郎中令、长沙都尉等印章各一枚。

太傅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有《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文帝4年（公元前176年）被贬为长沙王吴著的太傅。在赴任的途中经过湘江，写下《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

文帝5年，上书《谏铸钱疏》，建议文帝禁止私人铸钱。（因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fú鸟（似鸮，即猫头鹰，西周以后视为不吉祥之鸟）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

贾谊离开长沙后，湖湘人被他少壮忧国的精神所感动，保存了他的住宅，为他建了祀堂，世世代代祭祀不觉，礼敬有加。

汉武帝时期，由皇帝敕命修缮贾谊故居，这是对贾谊故居的第一次重修，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贾谊故居历经了约64次重修，最近的一次是在1998年。明朝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澍寻贾谊古井，募款修建贾太傅祠，这是贾谊故居第一次以祠宅合一的形制重修。贾谊祠后建有大观楼，祠前有一口井，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井旁有一石床，为贾谊当年原物。宅前有两块碑石，左右各一，高约丈余，字迹剥蚀不可辨认。又有大柑一株，传为贾谊手植。以上文物均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后仅存亚殿一座，祠正堂正壁上，刻有屈原像。古井尚在，古碑尚存，石床1958年被盗，旁另辟小巷，名为太傅里。

长沙国与南越国

从公元前223年，屠睢领50万大军南下，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起了征服五岭的军事行动。其中，赵佗是平定岭南百越族的直接参与者。战争胜利后，这里被划分为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最高长官为南海尉任嚣，赵佗被任命为南海郡龙川县令。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的沙丘宫（今邢台广宗）。权利中心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李斯、赵高把秦二世胡亥推上了帝位，扶苏自尽。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不到3个月，赵、齐、燕、魏等地都有打着恢复六国旗号自立为王的起义军，中原再次陷入战乱。

公元前208年，起义失败，陈胜、吴广被杀。项梁举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旗号，拥立楚怀王熊槐之孙熊心为楚怀王，联合各楚地将领和刘邦等义军一起抗秦。同年，李斯被赵高设计腰斩，李斯的长子三川守李由在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抵抗刘邦、项羽时被曹参所杀。

此时的任嚣在岭南佣兵数十万，与北方的冒顿（mò dú）并称“北强、南劲”。为了自保，他拟定了自立为国的政策，临终前嘱咐赵佗实施。公元前205年，赵佗“击并桂林、象郡”，统一了岭南。公元前196年，接受汉高祖刘邦的册封，成为汉朝属国，自己为南越王。

当然册封只是权宜之计，为了牵制赵佗，公元前202年高祖在分封诸侯时，就将岭南地区划归到长沙国的节制范围内，公元前198年又在长沙国内封须毋wú为陆梁侯（陆梁就是南越的意思），一直到汉武帝(前112年)时才因“坐酧金，国除”。这两项政策表明了中央对南越地区行使主权的决心。吕后掌权时期，开始“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认为是长沙王进谗言，想吞并自己，于是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持续了一年多。

公元前180年，吕后崩，双方罢兵休战。赵佗趁着汉室内部权利斗争之际，以皇帝自居，收买闽越等部族，扩大自己的势力。汉文帝继位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其“自立为帝”的行为予以谴责。赵佗迫于压力，“去帝制，为藩臣，奉贡职”，但实际上还是个我行我素的土皇帝。建元4年（前137年），赵佗去世。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数十万大军分数路越岭平定南越，并将其分设为九郡，岭南才真正纳入大汉的版图。

长沙国的建设

长沙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吴芮始封长沙王之后，首先仿效帝都长安，在战国长沙城的基础上，扩建临湘城作为长沙国的都城。2011年和2014年，考古工作者相继在今五一广场东牌楼、市区青少年宫工地发现西汉临湘城东城墙、北城墙以及护城河遗迹。当时的临湘城大致呈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800米的长方形。

1973年，马王堆3号墓发现一座城邑的平面图，图上绘有城垣、宫殿和其他建筑，应该就是临湘城。城内，长沙王的宫殿巍峨磅礴，官署区人口密集。

在五一广场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大量西汉时期的水井、井窖等城市遗迹，出土了丰富的日常生活器具、官署公文简牍、建筑构件等，表明此地应为西汉长沙国官署区。

王室陵寝

西汉的遗址和墓葬则相当多，遍布于湖南各地，其中又以长沙最为集中。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在湖南境内经调查和发掘的西汉墓葬已达数千座，仅长沙地区就有2000座以上。它们分属于西汉早、中、后期，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墓，其中也有一批王侯级的大型墓葬。长沙国王陵区布局仿效帝陵而各有规制。西汉长沙国王陵区占地广大，王陵分布密集，保存相对完整，对研究汉代诸侯王葬制、长沙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已经发掘的有：长沙市湘江西岸陡壁山曹女巽墓、象鼻嘴一号墓、望城坡渔阳王后墓均属吴氏长沙王和王后墓；望城区星城镇风蓬岭一号墓（刘氏长沙国王后“张姬”）、风盘岭一号墓（刘氏长沙国国王或王后，因为被盗严重分不清墓主人）、长沙市杨家山、柳家大山、汤家岭一带刘氏长沙王室墓，长沙马王堆吴氏长沙国丞相轶dài侯家族墓，永州市鹞开岭泉陵侯家族墓。

从考古发掘来看，西汉墓中原汉民族所共有的文化习俗日趋增多，原来楚人的文化因素则日益减退和消失。如服饰，楚人多着直裾式长袍，而中原地区齐、秦、晋诸国多着一种曲裾式长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俑、帛画人物的服饰，有楚式长袍，也有中原式长袍，但中原式长袍已占绝对优势。据初步统计，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12件长袍中，直裾长袍仅有3件，其余均为曲裾长袍。又如，文、景之前西汉早期墓，还随葬大批楚国货币“郢称”，同时又随葬四铢钱，其文曰“半两”。但自文、景之后所随葬的冥币，已全是“半两”和“两”，而“郢称”则完全消失。武帝行“五铢钱”后，又主要随葬泥五铢或铜五铢钱。还有，在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陶器，形制上虽仍部分保留战国晚期的风格，但器物的组合却发生了变化。如除鼎、合、壶之外，出现了折肩折腹罐。考古界认为，这是受秦文化影响的结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汉的货币

秦代币分两等：黄金为上币，重一镒（二十两）；铜币为下币，重半两（十二铢）。秦和西汉时期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6.14克。“铢”也是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为一铢。汉代建立后，改革货币制度：上币黄金重一斤（十六两，相当于今天的258.24克，所以有“半斤八两”的成语）。

秦制铜币有个“秦钱重难用”的弊端，所以汉初就“更令民铸钱”。民间所铸的钱被称为“荚钱”或“榆荚钱”。此钱按照规定应该重三铢，但民间铸钱，当然是越轻对铸者越有利，所以钱越铸越轻，有的甚至实际重量不超过一铢。因为货币的重量减少，再加上汉初物资匮乏，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价暴涨。《史记.平准书》上记载：“米每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为了解决重量问题，吕后二年（前186年），“行八铢钱”并禁止民间铸造。但是八铢钱也太重，用铜太多，不好使用。所以在高后六年（前182年）“行五分钱”，就是半两的五分之一，也就是2.4铢。

文帝时因为嫌“荚钱”太多，且重量太轻，价值太小，于是于文帝五年（前175年）又改革币制：铸四铢钱，币文为半两，实际重量为半两的三分之一，所以又叫三分钱。文帝又重新允许民间造钱。由于国家放弃垄断铸币权，危害太大。景帝继位后于中六年（前144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汉书.景帝纪》），不再允许民间私自铸钱。

汉武帝继位后，继续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建元元年“行三铢钱”（《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又“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而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建元五年行三分钱”。此处所谓的三分钱当指半两的三分之一，即四铢，实际上是恢复了文帝时的四铢钱。但是民间依然有盗铸，民间有人铸造较轻的钱来冒充，或将半两钱打磨，用磨下的铜粉再铸钱。这样就出现了“钱益轻薄而物贵”的情况，这次改革又没有成功。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发行新币“白金三品”和“白鹿皮货币”，同时“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这时之所以要销熔半两钱，而铸三铢钱是因为半两钱（重四铢）已经被磨损减重，已经接近三铢。但是问题仍然出在了民间盗铸上，民间或铸更轻的钱，或铸时杂以铅锡。最后因为“三铢钱轻，易奸诈”所以又废除了三铢钱。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史记.平准书》）。这次铸钱的技术有了提高，以前铸的钱只有一面有字，所以可以磨取无字的一面来获取铜，而这次是在背面加铸一道边，这样民间就无法磨取了。但是，这次是令诸郡国铸钱，各郡国官吏多偷工减料，所以铸的钱又出了问题。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下诏“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机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此次，由于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成色好，分量足，又难于磨铜屑，私人铸钱不合算，所以出现了“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之”（《史记.平准书》），基本上禁住了盗铸钱。至此，铸钱的权利真正完全收归了中央政府。终于解决了钱易被盗铸和分量不合适的问题。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 (钟官、辨铜、技巧三官) 负责铸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

五铢钱轻重适中（约3.5-4克之间），合乎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均有过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是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钱。西汉时的五铢钱有郡国五铢、赤（侧）仄五铢、三官五铢、宣帝五铢以及小五铢（多做冥币），金五铢等等。

商朝以青铜为重器，基本不用黄金。西周以后才开始出现黄金应用。但一般认为不作为货币流通。管仲曾经说过：“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黄金刀布，民之通货。”战国时，黄金大量出现，用于社会各方面，包括货币支付功能。而有实物为证的战国金币，就是楚国的“爰”。

西汉王朝十分富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帝国”。通行的“金”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是黄金，二等白金，三等赤金。赤金是丹阳铜，白金就是银子，黄金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汉书·食货志》也说秦统一后，定黄金为上币，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值一万铜钱）。西汉的金子主要有两种，一是马蹄金，一是麟趾金。还有一种是柿子金（即上图中的金饼），中间略微凸起，有滴铸形成的不规则空洞，背面有的有家族或铸造标记，比如“V”字型标记，纯度达到92%-95%。

据文献记载，天子祭祀时，各诸侯王要将金饼带至长安敬献给太庙。汉文帝制定了一个标准，称酎金之制，酎是祭祀时用的一种酒。这个制度规定了所献黄金的成色和重量，达不到的，王削县，侯免国。因此，皇帝常以此为借口实施削藩，以巩固政权。

在南昌海昏侯的墓葬中发现了两盒金饼，有大有小，大的与这个类似，小的每个也有40克，总数达到285枚，其富有程度，令人惊叹。

贵族生活

玉珩是由玉璜演变而来，具有装饰功能的片状玉器。古人常常穿戴成组的佩饰，而玉珩就起到平衡的作用。

在原始社会，海贝原为装饰所用，因携带方便、坚固耐用，成为我国最早的货币，以至于汉字中凡与财富有关的，大多以贝为偏旁，甚至还有以贝为宝的日常用语。随着经济贸易发展，为了弥补自然货币的不足，商朝出现用铜和玉仿制的海贝。之后的货币形状变得多种多样，有铲币（布币）、刀币、圆形方孔钱、蚁鼻钱等，直到秦统一六国。玉贝在春秋以后就逐渐变回装饰品和殉葬品。

这一件双面镂空透雕龙凤纹青玉环是国宝级文物。出土于吴氏长沙国墓葬。它双面透雕变体飞龙，周围饰以云气纹和凤鸟纹，给人一种龙腾凤舞的感觉。云气纹是由云纹发展而来，在云纹的基础上多了云尾，使之有了灵气，增加力量感、运动感和速度感。秦汉时期的工匠常常将凤鸟抽象化、符号化，又巧妙的与云纹相结合，形成多种形式的凤鸟纹，与云气纹一样，在作品中起到填充和造势的作用。类似的还有云龙纹、云兽纹等。充分展现了当时的艺术家善于利用线条来构建虚幻神仙世界的特点。

汉代是中国铜镜全面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铜镜大多为圆形，而且含锡较高，利于镜面的抛光，到东汉后，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部全形。

豆形铜灯始见于战国，形似青铜器的细把豆，可能是取形于豆逐渐演变而来。据考察，豆形灯是我国最早的灯的形制，也是使用最久、最普遍的一种灯。

一件盛酒或盛水的容器，名为漆耳杯，也叫羽觞（shāng）同样来自渔阳王后墓。羽觞，最早出现于战国初期，延用至汉晋，后逐渐消失，外形椭圆，两侧有半月形的双耳，方便人端起来。

饮酒行令，是中国人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酒令由来己久，开始时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监"。汉代有了"觞政"，就是在酒宴上执行觞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射礼，为宴饮而设的称为"燕射"。即通过射箭，决定胜负。负者饮酒。古人还有一种被称为投壶的饮酒习俗，源于西周时期的射礼。酒宴上设一壶，宾客依次将箭向壶内投去，以投入壶内多者为胜，负者受罚饮酒。

总的说来，酒令是用来罚酒。但实行酒令最主要的目的是活跃饮酒时的气氛。何况酒席上有时坐的都是客人，互不认识是很常见的，行令就象催化剂，顿使酒席上的气氛就活跃起来。行酒令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行酒令的方式自然大不相同。文人雅士常用对诗或对对联、猜字或猜谜等，一般百姓则用一些既简单，又不需作任何准备的行令方式。

最常见，也最简单的是"同数"，现在一般叫"猜拳"，即用手指中的若干个手指的手姿代表某个数，两人出手后，相加后必等于某数，出手的同时，每人报一个数字，如果甲所说的数正好与加数之和相同，则算赢家，输者就得喝酒。如果两人说的数相同，则不计胜负，重新再来一次。

击鼓传花:这是一种既热闹，又紧张的罚酒方式。在酒宴上宾客依次坐定位置。由一人击鼓，击鼓的地方与传花的地方是分开的，以示公正。开始击鼓时，花束就开始依次传递，鼓声一落，如果花束在某人手中，则该人就得罚酒。因此花束的传递很快，每个人都唯恐花束留在自己的手中。击鼓的人也得有些技巧，有时紧，有时慢，造成一种捉摸不定的气氛，更加剧了场上的紧张程度，一旦鼓声停止，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接花者，此时大家一哄而笑，紧张的气氛一消而散。接花者只好饮酒。如果花束正好在两人手中，则两人可通过猜拳或其它方式决定负者。击鼓传花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方式，但多用于女客。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传统习俗，后来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一种雅事。夏历的三月上巳日人们举行祓禊（fúxì)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意为除去灾祸不吉。这种传统历史非常古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流波'。"

渔阳王后

渔阳王后墓位属于西汉长沙国王陵咸家湖片区，1993年发掘。墓葬为“甲”字形大型竖穴岩坑墓葬。在其东、西、南三面各有一个随葬坑。一号出土大量泥质灰陶器和硬陶器。二号坑为车马坑。三号坑出土了大量陶质牲、禽动物佣。该墓采用“黄肠题凑”葬制，规模庞大，是已发掘的西汉长沙国王陵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长沙王室墓，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该葬制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诸侯王墓葬之一。

墓葬中发现一对偶人位于墓道东端棺椁外侧。木骨泥胎，跽坐于竹荐之上，两臂平伸作阻拦状。偶人头顶部有两个方孔，用来安装鹿角。其功能是起到镇墓，护卫墓主人的作用。

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或诸侯王墓室中用黄心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属“天子葬制”，经天子特许，诸侯王和重臣死后也可享用黄肠题凑。渔阳王后墓是我国目前发的“黄肠题凑”葬制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诸侯王墓葬之一。

前面介绍的陡壁山曹女巽墓，也是椁室和馆室，椁室分前室和便房。葬制也是黄肠题凑，不过，她的黄肠是用的柏木。

渔阳王后墓葬中文物上刻有“渔阳”二字，墓名由此而来。墓主为西汉文景时期某吴氏长沙王之王后，渔阳乃汉廷公主，嫁至长沙王是为了笼络长沙国以及遏制南越国。在墓葬中，两件木楬与一件封泥为考证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展现了汉廷公主尊贵的身份与地位。

呈长方形，封泥上印有“长沙后府”四个字。封泥是古代印章盖在门户或包裹封口上的小块泥土，防止被别人打开或拆动，也称为“泥封”。封泥是古代印章直接打上的印痕，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与印章本身有同等的重要性。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后”是皇帝、诸侯王正嫡夫人的专称，其他人不可僭（jiàn）用（超越本分）。“后府”应是长沙国王室自己的官府及管理机构，归属长沙王后直接管辖。地位显赫的王后去世后，她生前所管辖的官员按照当时的葬制礼仪，为她操办的随葬物品伴随主人长眠地下，象征着墓主人在另一个阴间世界继续拥有她的地位与权利。

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的漆器，与之相比，渔阳王后墓葬等级较高，漆器也非常精美，其中漆耳杯的生产及制作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这一件造型像棒槌的古代乐器叫做“筑”，这又是一件国宝，来自渔阳王后墓。是迄今考古发现的第一个完整的筑。它是由整木剜制而成，大头细颈，大头部分是共鸣箱，首岳上有五道弦槽，外侧有一方形小孔，插立一蘑菇状弦枘（ruì）。细颈部为持握的筑柄。

筑在秦汉时期广为流行，到宋代就已经失传了。《说文》中解释，筑是用竹尺敲击琴弦发出声音的乐器。高渐离是当时的击筑名家。他与我们熟知的荆轲是好朋友。据《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刺秦以前，高渐离与众宾客一同送至易水上时，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后世传下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

棋盘中间有方格和T、L、V三种符号，把棋盘分为四方八区。双方以六子对局，称为“六博”，网上一搜，很多。局分十二道，用来走棋子。中间部分是水，放两枚鱼。玩家轮流投色子，然后根据点数行棋。如果走到一些规定好的格子，称为水处，就可以吃一条鱼，得二筹。把对方的筹码都赢过来就算获胜。如果色子点数是“酒来”、“马右”字样就按规定或奖励或惩罚。《古博经》上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王国余脉

西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皇室渐渐失去对政治、军队的掌控，甚至在一些官僚地主中也失去威望。大气压吧·大气压吧·大权落入外戚王氏家族中。王莽借助家族之力迅速崛起，38岁成为大司马。汉平帝时借机制造代汉的舆论，之后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在公元八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可惜他所推行的改革不仅没有巩固政权、挽救国家经济，反而激化了矛盾，再加上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王莽建立新朝时，废长沙国改名“填蛮郡”。

公元22年，刘秀（汉高祖刘邦九世孙，长沙国定王刘发五世孙）与长兄刘縯yǎn为恢复刘姓统治，在舂chōng陵（湖南宁远，今九嶷圣地、德孝之源）起事。公元25年8月5日在鄗（hào，河北省柏乡县）南千秋亭五成陌（河北省柏乡县十五里铺）即位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汉世祖光武皇帝，改元建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五一广场区域的井窖中共发现三批东汉简牍。简牍的内容多为官府文书档案，同时表明，今五一广场区域是东汉时期长沙国（郡）官署所在地。

据文献记载，建武二年，刘秀封刘兴为长沙王，复建长沙国。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长沙国除，改为长沙郡。改抚睦县为临湘，仍为郡治，上隶荆州刺史部。桓(帝)灵(帝)时已设有汉昌(今平江)县，献帝建安十四年已有浏阳县(周瑜为南郡太守时，奉邑四县中有浏阳(见《浏阳县名及始建小考》一文))。东汉末年封建割据。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领有长沙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孙权取长沙等三郡。次年，孙刘协议以湘江为界，东属孙权，西属刘备。

东汉是湖南接纳外来移民的重要时期。入湘移民一部分与政府的行政、军事手段有关，如建武十九年马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也有因灾荒而组织的移民，如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黄河流域“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樊宏上疏建议，将“困乏者，徙置荆、扬熟郡”，“令百姓各安其所”；更多的则是为避战乱而零散持续的自发性移民，谭其骧先生指出：“中原人之开始大量来移湖南，湖南之始为中原人所开发，其事盖促成于莽末更始之世。方是时中原大乱，烽烟四起，田园尽芜，千里为墟，百姓皆无以为生，必有南阳、襄阳诸郡之人，南走避于洞庭、沅、湘之间，筚路蓝缕，以启此荒无人居之山林旷土也。”《后汉书· 卫觊传》亦载：东汉后期“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大批中原人南迁进入湖南，促进了湖南汉族的机械增长。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湖南境内所置4郡，总计有户649839，口2813266。相较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而言，前后相距仅138年，户数增加将近4倍，人口增加近3倍。在少数民族人口基本不入籍的情况下，官方所统计的基本上都只是汉民族的户口数，户口的增长，实际上是反映了汉民族的扩大和发展。

与此同时，中央王朝将湖南“蛮夷”民族置于郡县的统治之下，采取某些措施，发展当地生产，兴业办学，进行经济开发和文教“化导”，客观上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如《后汉书·卫飒传》载：卫飒迁桂阳太守。“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又，“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去郡远者或千里”，卫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大大改善了交通状况，省去累民的“传役”。后来，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太守”，也“善其政”，“教民种植桑柘麻纾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其利”。《后汉书· 宋均传》载：建武中武陵郡辰阳县（今湖南辰溪）“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县令宋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后汉书· 应奉传》载：永丰年间应奉为武陵太守，“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因此，不少蛮族人口在此过程中也被卷入了大融合的潮流而被汉化。

东汉长沙郡内，曾出现过一批贤良太守，以讨伐董卓的孙坚和坐堂行医的张仲景最为突出。

孙坚在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被任命为长沙太守，负责剿灭长沙人区ōu星领导的一万余叛军。孙坚到郡，检选循吏，使之治民，并且明白交代：“你们只管好好对待善良百姓，好好处理官曹文书，按规矩办事。至于郡中盗贼，交我负责好了！”他说到做到，立即率领将士，谋划方略，仅一个月时间就打败了区星。孙坚为了挽救江山社稷，甚至冒险越界征讨，先后平定了周朝、郭石等在零陵、桂阳一带的起义和解除宜春县被敌兵攻城的危机。当时，他的态度就十分坚定：“太守我没有什么文德，只以征伐为功。越界征讨，是为保全郡国。倘若以此获罪，我无愧于天下！”他的忠心和战功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被封为乌程侯。

张仲景原名张机，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他博览医书、刻苦钻研，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在汉献帝建安年间被荆州牧刘表指派为长沙太守。（此事尚有争议，一说是张羡，“羡”是其字。但是公元198年被曹操游说，反了刘表，最后病死长沙，由其儿子张怿继位，最后被刘表击败。这种说法时间上可行，但如果忙于战事，又哪有时间研究医学和写书呢？除此之外，其他时间都已有太守。另一说则是没当过太守，因为太守一说最早出自唐代甘伯宗所著《名医录》，此前没有记载）他在任期间，恰好遇到长沙瘟疫流行，于是使用“蜜煎导方”催泻救活了许多人，是世界上使用药物栓剂的先导。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所以有了“坐堂”一说。后来，人民为了纪念张仲景，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这些医生也把自己开设的药店取名为“××堂药店”，这就是中医药店称“堂”的来历。

饺子的起源：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告老还乡退休的时候，正赶上那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于是他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象耳朵，又因为功效是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叫“娇耳”。张仲景让徒弟给每个穷人一碗汤，2个“娇耳”，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人把耳朵冻伤了。后来张仲景在公元219年的冬至去世，为了纪念他，大家都在冬至这一天吃饺子。而“饺子”这个叫法却是清朝以后了，宋代时称之为“角儿”，清代时在年三十晚上子时以前包好，初一才吃，所以有“更岁交子”之意，渐渐的就把“角子”叫成了“饺子”，取其喜庆团圆、吉祥如意的意思。

中兴名郡

东汉长沙郡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长沙成为江南的“中兴名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得到充足的发展。庄园主拥有自己的部曲保护庄园的安全，拥有大量的劳动人口奴婢和徒附，他们从事服务性或者农业生产劳动。东汉庄园经济能较好地组织生产，自给自足，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十分重视墓葬。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陪葬品中除漆木器以外，陶制品被大量使用。

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出现了大量摹拟生活场景的陶制仓房、灶台、兽圈、车马等供死者享用。

汉代的尺度

根据上古传说和考古发掘资料，我国在氏族社会便开始了测量长度的活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依靠自身的手、脚、眼等器官来判断事物的长短、大小及事物之间的距离，并用绳索、树干等物来测量长度，用迈步来测量地积。在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房屋地基以及木构件、木石农具和陶质用具上的纹饰等都是早期测量长度的最好见证。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身为度，称以出”、“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说明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确定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长度作为统一的测量工具，而这应该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件具有权威性的长度标准器。国家出现以后，这些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测量，而是有规定的单位，并制造和颁布了具有法制性和公证性的专用测长工具。

我国目前最早的测长工具实物有三只，分别是国家博物馆（牙尺）、上海博物馆（牙尺）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骨尺），均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其中骨尺长17厘米，尺面刻十寸，牙尺分别是15.78和15.8厘米，尺面刻十寸，每寸刻十分。

湖南长沙也出土了诸多汉代的尺子。大致可分为两类：几何纹、鸟兽纹。

东汉几何纹铜尺(图一)，长23.2厘米，宽2厘米。腐锈，断二处粘补，边沿稍损。铜尺正面饰几何纹，其中一端饰重叠菱形格纹，另一端有孔，背面无纹。铜尺刻画有十个寸格，每格一组单独的纹饰。寸格长度不等，两端最长。1980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雷家嘴2号墓。

东汉几何龙纹铜尺(图二、图三)，长23.8厘米，宽2.1厘米。两头残破，边沿稍损。铜尺正面饰几何纹，一端有孔，背面饰两条相向的飞龙纹。虽然龙纹刻画得非常简单，但是却将龙的形态最大化地表现出来，这也是难能可贵之处。这把尺子与工农桥房地局M6出土的尺子一样，标明有清晰的十个寸格，每格一组纹饰。1978年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M52出土。

东汉彩绘鸟兽纹铜尺(图四、图五)，长23厘米，宽2厘米，厚0.35厘米。稍剥落，边沿处修补。正背面都分为十寸，寸与寸之间长度不等，两端较长。一端有孔，每寸内都刻画各种形态的鸟兽纹，纹饰古朴、粗犷豪放，不拘泥于写实，与东汉画像砖的图案风格相似。铜尺表面还留有红色彩绘痕迹。1980年长沙市工农桥房地产局M6出土。

东汉鸟兽纹铜尺(图六)，残长21厘米，宽1.9厘米，断残三截，锈蚀。尺子正面共有八寸保存完好，一端有孔，每寸内都刻画各种形态的鸟兽纹。寸与寸之间均以竖线分隔，第一寸两端和六、七寸间均以双竖线相隔，双竖线之间刻画三角形纹饰。背面由于磨损严重无法得知是否有纹饰，但仍有寸格凸显。1977年长沙市九尾冲中药二厂M1出土。

除此之外，1959年4月，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北郊刘家冲清理的一座东汉晚期砖窒墓内也出土了一件铜尺,长23.3cm，宽2cm，厚0.4cm，约合现在的市尺7寸。两面都饰有各种各样形态的禽兽纹。